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30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国人开始发愤图强，通过向西方学习的方式，逐渐实现民族自立和自强。

　　日前，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兵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协办的“向海图强：中国海洋经略的历史变迁与启示暨纪念甲午战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津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事”“船事”“天津”等关键词，聚焦海防建设，纵论甲午风云，发布了一系列有角度、有新意的论文。今截取其中部分观点刊发，帮助读者了解甲午战争这段历史。

　　反思甲午风云

　　发生于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导致中国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力量格局发生重大转变。战败后的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不仅割让了台湾岛和澎湖列岛，还支付了巨额赔款。关于这场战争，与会学者从各自研究的重点进行了反思。

　　“甲午战争前，当时清朝政府已经逐步摆脱了两次鸦片战争的被动处境，综合国力超过日本。清廷的岁入是日本的1.5倍。”这样的国力背景下，清政府为何输了这场战争呢？

　　王珍解释认为，130年前，中国和日本都曾把发展海军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北洋水师坚船利炮，武器装备并不逊于日本，作战指挥能力也难分伯仲，差就差在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上。“战后，清廷为了推卸责任，居然唯武器论。言败在武器不如人，非谋不如人，技不如人，能不如人。而作为旁观者的西方国家则不以为然。美国人认为，‘中国之船强于将。日本之将强于船。’英国人认为，‘器，末也。人，本也。中国有其末而无其本。’”在清廷看来，海军充其量是皇家大陆军队中的海岸警备队。那些铁甲舰船也只是一座座守卫要塞的活炮台。早在北洋水师成军之初，光绪皇帝和李鸿章就为北洋水师规定了拱卫京畿的调子，强化的是自守。所以，“在甲午海战中，李鸿章不让北洋水师争夺制海权。”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日本的野心疏于防备。“早在1855年，日本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占领中国。他的这一思想对其弟子伊藤博文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成为明治内阁的基本国策。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详细的《征讨清国策》，但清政府并没有将此放在眼里。”

　　中日之间的现代化竞争从19世纪60年代几乎同时开始，中国搞洋务运动，日本则是明治维新，而甲午战争成了检验实际成果的拳台。苗青从经济制度的落后性分析了甲午战争的落败原因。“洋务运动创办了中国第一批‘现代企业’（主要是一批军工企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恰恰源自这批企业投资与经营的失败。中国未能像日本一样迅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战败后对于这些企业的补贴消失，巨额投资血本无归。”清廷非专业的干预、所办企业没有形成完整的企业制度以及缺乏对制造业系统的规划等原因足以解释光绪皇帝的困惑——“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几十处之多，每年花费巨大。可是打仗的时候，还是不得不向外国采购武器弹药。”

　　从国际视角反思这场战争，甲午战争对传统中国的宗藩体系而言，可谓是最后一击。琉球、越南、朝鲜三国先后退出这一体系，日本取代清政府成为东亚地区强国。欧阳康介绍，甲午战争前，已经脱离大清宗藩体系的琉球人不堪被灭国，很多“亲清派”拒绝剪去发髻，有的则流亡福建、天津，展开“琉球复国运动”，但清政府的不负责任和其在中法越南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让琉球人彻底丧失复国希望。而日本也借此摸准了清廷的底线，通过甲午战争抢夺了台湾岛，并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扩展了权力。

　　大沽口兴衰演变

　　‌甲午战争与天津关系密切，仅以大沽口为例，战前‌防御设施得到了显著加强和改进。‌包括增加炮位、‌引进新式大炮、‌改进武器装备、‌培养军事人才等措施。甲午战争期间，‌大沽口成为中日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之一。‌

　　关于大沽口的历史演变，崔志华进行了详细梳理，她介绍说，大沽口的海防体系建设始于明永乐初年，为的是防止倭寇的入侵。明永乐十七年（1419）“望海埚大捷”，震慑了敌人，百年之间，大沽口一带再无“倭警”，这也直接导致这一带海防空虚，军备涣散的状况。

　　直到明万历中期，天津作为御倭援朝的基地，再次成为海防重地。明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并欲进攻中国。因天津是护卫京师的门户，于是调保定总兵倪尚忠移驻天津，同时从浙江、南京等地调兵船粮草，一时之间，天津驻军达到23000余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明朝联军在露梁海取得巨大胜利，侵朝日军被歼灭。援朝抗倭战争刚一结束，明廷就开始裁军。至1624年，天津海防营水路官兵只剩2500人。

　　与“朝鲜平”同一时间发生的还有女真族的崛起。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从1619年至崇祯末年，天津先是作为抵御后金的后方基地，后又成为“三方布置”的战略支点，大沽口的海防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

　　清雍正三年（1725），清廷设立天津满洲水师营，本想以其最信任的满蒙武装加强海防建设，但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皇帝亲阅天津水师营时，发生了营务废弛，阅兵场面一塌糊涂的笑话，于是解散了天津水师营，全部交由绿营防海。

　　1816年，嘉庆皇帝意识到大沽海防的重要，开始恢复水师营建置。到了清道光十二年，琦善认为天津海口外有天然屏障，不需要水师，于是在1832年裁撤了天津水师。

　　1840年六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七月，英军兵舰直抵大沽口，威胁到北京安全，道光皇帝震怒。经与英军交涉，英国军舰退出大沽口南返。十月，清政府开始加强大沽口驻兵和军事设施建设。同时强化了海河、蓟运河及海岸的海防防备。

　　1856年十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从1858年开始，大沽口发生了三次战役。第一次战役，清政府失败，签订《天津条约》；次年六月，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以清军胜利告终；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三次战役，先后入侵天津、北京，最终签订《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兴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鉴于先前教训，开始以一系列新的举措强化直隶海防。规划了以大沽口为中心，山东与奉天为两翼的海防战略格局。建立北洋水师，实现陆海协同。重建大沽口、北塘炮台，装备大量西洋火炮。创办近代军事院校，培养海军人才。

　　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各国兵员集结在大沽口，向大沽口炮台发起猛攻，大沽口很快失守。大沽口兵营与炮台和天津城墙等一起被拆除。

　　北洋水师的成败

　　北洋水师这支海军舰队，曾一度雄踞亚洲、‌傲视东方，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体现了清朝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提到北洋水师，绕不开北洋新政以及天津这座城市。周醉天介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天津为中心形成了多个文化地理空间三角区域。即以天津、牛庄（营口）、烟台围合的开埠城市三角形；天津、唐山、秦皇岛构成的实业三角形；天津、旅顺、威海的海防三角形；天津、德州、保定组成的军需三角形以及天津、北京、保定构成的行政三角形。这说明中国近代工业文明是以天津为中心向四外传播的。北洋水师的建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863年9月18日，阿思本舰队抵达天津，清廷因与英国代理人意见对立，这支“中英混合舰队”胎死腹中。随后李鸿章坐镇天津，开始购买军舰，组建北洋水师。1880年，天津大沽船坞建立，是为北洋水师建设的起点。1885年，专门主持海军事务的海军衙门在北京成立，北洋海军进入快速发展期。1888年10月，清廷批准了李鸿章具体负责的《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杜雯娟介绍，1874年11月5日，清政府展开了第一次海防大筹议，通过了每年调拨400万两作为经费建立北洋、南洋、东洋三支水师的决议。到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力量已经相当可观。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共有舰船106艘。

　　何谓北洋？其实，北洋是个地理概念。徐勇解释说，宋代就有“北洋”一词，范围是现在的黄海、渤海这一区域。清代，南北洋的地域以吴淞口作为分界，其范围较宋元时期有所扩大。王东介绍，“北洋”的地域范围趋于固定，专指北方近海的海域。“北洋”一词被赋予政治概念，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始于“三口通商大臣”改用“北洋通商大臣”的称号。

　　关于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失利，学者研究更趋关注细节。针对清军在甲午战争中作战能力低是导致失败原因这一话题，李元鹏分析认为，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和文化上的深层原因。仅以武器装备短缺这一点来看，尽管清政府洋务运动期间在各地建立了多家规模可观的兵工厂，但其实际生产能力相当有限。甲午战前，具备独立生产枪炮能力的兵工厂，规模最大的仅有5家，年生产能力仅8万支左右，占需求总量的8%左右，其余大量武器仍需进口。因此在甲午战争期间，统帅之间的往来书信中，“枪械未齐，子药不足”这样的话比比皆是。甚至在日本参谋本部掌握的情报中显示：中国动员的部队中，只有3/5的士兵装备了近代武器，余者只扛着大刀长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