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鲁迅平日的饮食很简单，可是倘若家里来了客人，就会比较丰盛。据萧红回忆：鱼呀肉的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这种时候，许广平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她要陪客、送客，还到街上去买鱼或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烹饪。

　　鲁迅的手稿或出书的校样，在别人眼中是应当珍惜和保存的，可是鲁迅并不这样想，往往把它们当成请客吃饭时的餐纸。有一次在家里，“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鲁迅小时候，绍兴城里的普通人家一般逢年过节才会吃鸡。鲁迅二弟周作人回忆童年生活时提及，到了年末举行祝福之类的活动，小孩子起先是凑热闹，后来也跟着大人熬到深夜，就是为了可以吃到一碗作为奖励的鸡汤面。

　　从鲁迅十二岁那年开始，家道中落，坠入困顿，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锒铛入狱，父亲周伯宜因病重而撒手人寰。几年之间，家里的四五十亩水田全卖掉了，好在生计尚可勉强维持，各种家什基本齐全，还养了一群鸡。

　　1898年，鲁迅去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家有个远房叔祖就在这所学堂教汉文。母亲认为，孤身在外的鲁迅受其关照多多。每逢这位叔祖年假回家时，母亲总要准备一只炖鸡送去。

　　1924年5月，鲁迅迁入北京西三条胡同21号，这个不大的四合院有个后园，园子里也养过三只鸡。某日，章衣萍到周府拜访，他从书房的窗子看出去，看见那三只鸡正在互相追逐争斗，就对鲁迅说：“鸡们斗起来了。”鲁迅答道：“这种争斗我看得够了，由他去罢！”鲁迅的回答实则表达了对当时文坛拉帮结派、钩心斗角的一种态度，激愤中包含着蔑视，无奈中透露出厌恶。

　　那段日子，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等未名社青年作家也是鲁迅家的常客。有一回，谈到深夜，鲁迅送客出门时，约他们明天过来吃晚饭。三人虽不知何故，但恭敬不如从命，按时赴约。原来那天是鲁迅生日，鲁迅还特意让朱安做了一道酥鸡，这是绍兴口味的家常菜。

　　又过了几年，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上海鲁迅纪念馆展出过两本《鲁迅家用菜谱》，是许广平当年记下来的。菜谱记录了周府自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的伙食。那时，鲁迅和许广平刚到上海不久，尚未完全安顿下来，因此每天吃饭向饭店里预订，当然基本上按照自家喜欢的口味。

　　1927年11月24日至12月3日这十天当中，周家所订菜肴总共花费大约五元，据此匡算下来，每月需十五元左右。当年上海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在十七八元，十五元对普通百姓虽说不少，但对于鲁迅几百元的月收入水平而言，根本就不算什么，经常吃鸡也不成问题。

　　安定下来之后，鲁迅与许广平自然要买菜做饭，而平日里生活还是注重节俭的，仅仅是家里来了客人或逢年过节才吃鸡。母亲远在北京，心里牵挂着长子一家，到了寒凉时节，就会经常寄来一些禽肉食品。每当有人捎来糟鸡酱鸭之类，鲁迅总会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如1930年3月15日晚，“因有绍酒越鸡，遂邀广湘、侍桁、雪峰、柔石夜饭”。

　　1936年，在鲁迅病重卧床的日子里，医生嘱咐他一定要多喝鸡汤和牛奶。许广平精心照料，每次都将鸡身上最好的部分拣出来端上楼去，希望鲁迅能多吃一块鸡肉，多喝一口鸡汤。但或许由于饮食上的偏好，鲁迅平日里喜欢吃些硬的、干的东西，生病的时候牛奶、鸡汤都不怎么喝。在萧红的印象中，“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鲁迅并非不懂鸡汤的滋补功效，而且他还觉得鸡汤是极其鲜美的，燕窝、鱼翅之类本身无味的食材，往往都需要加入鸡汤提味增鲜。

　　鲁迅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过：“中国尊重旧历，也尊重新历，不知如何是好，我对两者都相应不理。但既说是新年，炖只鸡吃吃，是个好主意罢。”不过除了吃鸡这点仪式感，鲁迅一生对逢年过节却始终抱着随便的态度，淡然处之：“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哪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

　　（摘自《假如文豪做吃播》  成健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