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18日，作者周纪鸿与乌丙安教授等人合影。左起周纪鸿，乌丙安，刘航舵(乌丙安夫人)及德国留学生。

　　一个人从小到大要经历的老师有很多位。其中，给我影响很大的，除了曾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汤吉夫教授、诗歌理论家兼诗评家苗雨时教授以外，就是我在辽宁大学进修民俗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时的导师乌丙安老师了。

　　一、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

　　乌丙安老师1929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个蒙古族家庭，祖籍喀喇沁。1949年，20岁的他只身离家投奔晋察冀解放区，后来辗转来到北平，边打工边备考，最后入读天津河北师范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1953年毕业后，他留校任5个月的助教，被校方推荐并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研究生，师从中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教授。在钟敬文先生指导下，他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老根据地歌谣论稿》的写作，于1955年8月硕士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师范大学（1958年后并入辽宁大学）中文系讲授民间文学课。乌老师教学科研的“第一个春天”开始了。

　　1956年乌丙安老师用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文艺报》《芒种》等报刊上发表作品，同时编著了18万字的《人民口头文学概论》，本书由高教部内部铅印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民间文学高校交流教材。经钟敬文老师介绍，他成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最早的会员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乌老师重回辽宁大学任教，也迎来了思想与学识上的巨大飞跃和升华。乌老师把经历的风霜雨雪和苦辣辛酸的日子，当成深入考察的“田野工作日”，转化为另一种“财富”。他因此结识了农民、工匠、艺人甚至巫医神汉等各类人物，这使他对民俗传统、底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有了最真切的了解和最直接的参与。他如饥似渴地采集了300多万字珍贵的第一手民俗资料，为他未来的研究事业做了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积累。

　　1978年9月教育部邀请乌丙安老师进京协助钟敬文先生筹备主编全国统编教材《民间文学概论》，他学术研究的“第二个春天”开始了。乌丙安老师在除夕之夜撰写的《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大型论文，全文刊发在社会科学院《情况与建议》第96期上。此文被认为是当代民俗学史上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1979年11月，乌丙安老师作为辽宁省民间文艺界唯一代表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界代表会。1980年，他被选为辽宁省文联委员、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1981年8月，他主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辽宁省民俗学会，被选为副会长。1983年2月9日，他晋升为教授，后被选举连任辽宁省五、六、七、八届政协常委、省民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接着被选举为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直至后来的名誉理事长。

　　1987年，乌老师担任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委、辽宁卷主编，获文化部颁发的国家突出贡献奖。1992年乌老师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

　　乌老师的《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和《民俗学原理》，被称为中国民俗学学术道路上的“三级跳”，也有说是“三个里程碑”。其中《中国民俗学》被评为全国优秀专著一等奖，山花特别奖（一等奖）。这在大学教授中是极其少见的殊荣！

　　二、循循善诱的老师

　　1990年至1991年，我被河北省文联推荐到辽宁大学师从乌老师进修民俗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亲身体验了乌老师行云流水一样的课堂气氛。他给我们上课时，《民俗学原理》还没有正式成书。他拿着一个小本本，上面是他自己编写的讲义和备课笔记。理论课总归是枯燥的，但是乌老师讲课生动有趣，因为他总是结合很多生活中的实例和经验，让我们听得“垂涎欲滴”。一些专业基础课和公共课程的老师，也经常跟我们一起听乌老师的课，向他学习。1988年我已是讲师了，同时进修的同学中，还有一位来自湖北某高校的副教授和一位来自广东汕头的文化馆馆员。此外，还有几位来自日本、法国、德国的外籍留学生、研究生等。

　　不知是什么姻缘，乌丙安老师的妻子是俄罗斯人，也是辽宁大学的教授。俄文名字我不清楚，但中文名字我很熟悉，叫刘航舵。当时，我们见到的刘教授，一口东北话，非常亲切可爱。她有着白皙而健康的肤色，微微发胖的身材，还和我们一起照相、开玩笑。

　　乌老师对教学非常认真，还不忘鼓励我们这些进修硕士研究生课程的学生。乌老师在全校举行讲座时，我们都坐在前面，乌老师就在讲座当中适时地介绍说：“这些同学都是我的研究生，都是出过书的。”那时候，各级各类出版社都是高大上的代名词，人们羡慕著书立说的人。在乌老师的介绍下，我们充满了自豪感！

　　在读期间，我和山海关区领导一起拟出一本《山海关风情——您的旅游伴侣》。我跟乌老师请教，乌老师帮我联系了辽大出版社的主编。此书一版两万册，早已销售一空。

　　多年来，乌老师培养的研究生有上百名，仰慕他的国际留学生更多。最关键的是，乌丙安老师始终是与时俱进、不知疲倦的先生。

　　三、“非遗大厦口的守门人”

　　年近70的乌老师退休后，依旧在多所大学兼职，继续教学与研究。此后的20年里，他主要从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成为他学术研究的“第三个春天”。他从2002年任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后，参与了村落普查和木版年画抢救等多项调研工作；2003年任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至去世，一直参与国家级非遗保护工作和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等。

　　乌老师曾在采访中提到，他有一半时间是奔波在全国各地的，因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工作涉及面太大。多年来，他参加了国家非遗名录15000多项申报项目的评审工作，参加了40多项世界级人类非遗名录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工作，参加了4500多名申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工作……他为重大项目“端午节”的申报成功做了许多工作。他先是上书文化部呼吁赶快启动我国端午节节日民俗保护项目，还在《光明日报》发表端午论文，他的申报建议被文化部采纳。2015年央视报道了他在端午申遗上的事迹。乌老师直接参与了2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非遗指导、督查，在上述各地方组织的大型研培班、传习所授课总计186场，听讲人约计两万五千人次；他还先后到268个县乡镇村调研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状况，4次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立法起草听证座谈，提出建议得到采纳。在2002年任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副主任期间，他还负责制订编写了《传统村落普查纲目》（包括《后沟村普查纲目》20大纲200细目），同时与冯骥才先生等人一同深入后沟村现场指导完成了全面普查成果。2013年至2018年，乌老师参加了住建部三千多个传统村落保护的评审工作……

　　2007年，乌老师因非遗保护的突出贡献获得国家人事部颁发的保护非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17年，乌老师已年近九旬，还在为艺术院校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群研习培训班授课。“2017中国非遗年度人物”的颁奖词称他是：“守候文化遗产的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守护非遗大厦口的一名守门人”。

　　让我们回看乌老师在“2017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揭晓会上的发言：“荣誉应该属于大家，特别是传承人和传承人群，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希望国家十几亿人都自觉地保护非遗，这是我一生的想法。”“非遗不是表演，也不能游离于生活外，非遗就是生活，应该回到民间、社区，它与普通的老百姓息息相关。”

　　乌老师做了60多年的民俗和民间文艺研究，徒步万余里，在全国29个省的200多个乡镇村落做实地调研。他说：“我的民俗学研究是靠双脚走出来的；我这一辈子都把心思放在传统文化上。这是责任和义务，更是本分，我自得其乐，非常开心，这还是长寿的本钱。”

　　2018年1月，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盛典上，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乌丙安、冯骥才两位民间文艺家颁发“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荣誉称号。正如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在颁奖词中所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文化的先觉者。他们关注文化现实，洞见文化规律，以最深沉的情怀、最坚定的行动、最执着的使命投身文化实践，唤醒世人对文化传统的关切，呼吁全社会对民间文化的保护，使传统村落、民族节日、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绽放永恒的光彩。他们在社会的变迁发展中力挽文化之狂澜，留住了我们民间文化传承的根脉。他们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把心血才情奉献给民族的文化事业。他们有卓越的智慧、丰硕的建树、崇高的人格精神，他们就是民族文化之脊梁。”

　　四、永远的风范

　　老师是我们学生最崇敬的人。2010年，我参加海关总署第二巡视组到沈阳海关巡视，期间抽时间专程去辽宁大学看望乌丙安老师，结果老师出差外地不在家，我也没有时间等候，只好把手信给师母刘航舵先生。刘老师将乌老师的《神秘的萨满世界》一书赠给我，提笔写下了“赠给周纪鸿先生”，并拿出乌丙安老师的名章，蘸上红印泥，盖在书的扉页上。我一直把它保留在书柜的重要位置中。

　　我一直盼望乌老师像他的导师、我的师爷钟敬文先生一样，期颐茶寿，洪福齐天！遗憾的是，2018年7月14日，乌老师的女儿乌疆在德国柏林发出乌老师去世的噩耗，冯骥才先生作为朋友和同事，发来唁电：“……这位当代杰出的中国民俗学大家的离去，留下一时难以弥补的学术损失。我们也失去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与挚友。乌先生渊深的学术思想与广博的素养，他对民间文化真切地爱，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

　　随着时光岁月的淘洗，许多令人尊敬的专家教授学者，逐渐离去。这些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第二代学人，以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朴素坚韧的学风品格，成为我心中永恒的雕塑和图腾。每当我还勉为其难地学习和研究，乌老师严谨求实的学风、温润和气的为人就会无声地激励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