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楚辞学大师汤炳正的《楚辞类稿》，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系列再版（巴蜀书社1988年初版）。这本书以札记为主，注意文学与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诸学科交叉渗透，综合运用。全书共提出了175个问题，进行探讨，简短扼要，以精取胜。每篇文字均直指论题中心，绝无赘辞，且内容涵盖广泛，有属于《史记·屈原列传》考论者，亦有属文字义理探讨者，而与文学研究相关者，如与诗经、荀赋、淮南等关系，甚至版本问题，均有所论列。

　　汤氏曾说：“学术研究，贵精不贵多。凡能以札记形式解决问题者，我决不拉成长篇论文；凡能以论文形式解决问题者，我决不铺张成洋洋洒洒的专著。一个人如一生虽写出了几十种专著，却没有一句话是自己的创见，有何意义。”《楚辞类稿》实即其这一学术个性的集中体现。故此书虽多系短札，而严谨精审的治学态度，却洋溢于简素之间。他在《自序》中曾说：“昔顾炎武著《日知录》谓：‘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余以衰老疲惫，多事‘改定’，实难为力；但凡古人或时人已‘先我而有者’，则必‘削之’无所惜。”确实，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汤氏治学，上承太炎先生遗教，重在创新。但他见晚近学术界，或尚浮夸之辞，或贵诡奇之谈，故又提出：“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而所谓真，是指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事物的客观规律。”（《〈楚辞研究〉前言》1992年9月北京文津出版社）现在回过头再看他在《后记》中曾对助手李大明讲过的这样一句话，“我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发现，不过是对恢复历史本来面貌做了一些清理工作”而已。这并不是他的谦逊之词，确实体现了其一生的学术本色。特别是对先秦的文学遗产，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又谈何容易！

　　可见《楚辞类稿》对屈学的贡献，并不次于汤氏的力作《屈赋新探》。有论者认为“《楚辞类稿》乃1949年以来楚辞研究的一大收获。著者扎扎实实地解决了一些历史悬案；有不少方面把屈原、楚辞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此说对汤氏的学术个性与是书的学术风格，已可略窥一二。汤氏曾在信中说：“《楚辞类稿》并非每条都精彩，但有些论点，确系新的突破，言人所未曾言，一消千古迷雾。”而郑文在致收藏家吴小铁的信中说：“汤炳正氏为太炎门下，为当今《楚辞》最优专家，其著作《楚辞类稿》抉隐探微，均成定论，殆与姜亮夫氏相伯仲。与余同岁，惜1998年逝世于成都。”王运熙亦称是书，“所论精深稳当，为学人所共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