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邹韬奋（原名邹恩润）接任《生活》周刊主编。社址设在上海辣斐德路一个小小的过街楼里，三张办公桌把小屋塞得满满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半人，除“光杆编辑”邹韬奋外，还有主管营业、总务和广告的徐伯昕，以及兼职会计孙梦旦。

　　面对稿源和销量的双重难题，邹韬奋积极地思谋对策。他提出“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文字“力求新颖浅显”，多刊登“有价值、有趣味的精警文字”，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在选题和组稿中，邹韬奋注重选取“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的材料，让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

　　为了把《生活》周刊办成 “大众知音”，邹韬奋把主要栏目调整为时评、短论、人物传记、通讯、随笔、游记、生活速写等，还配上插图和漫画，编排上也极力别出心裁。没人投稿，邹韬奋就自己写稿，他每期都要用不同的笔名同时为几个专栏撰文，“长长短短的，庄的谐的，都由光杆编辑包办”。这“并不是他喜欢这样做，确是因为出于万不得已”。邹韬奋先后用过的笔名有孤峰、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谷僧等。其中影响最大的笔名是“韬奋”。他曾对人说：“韬”是韬光养晦，“奋”是奋斗不懈。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

　　为写好每一篇文章，邹韬奋采用“跑街”的方式，把书店当作资料馆，经常光顾，寻找读者需要的信息。一些外文杂志价格昂贵，只得当场阅读，边读边记，整理成文。他身兼多职，既要握笔写作，又要亲自跑印刷厂、看校样。他常常穿梭于工厂、农村、学校，博取丰实的材料。曾写出在中国期刊史上首次系统地介绍孙中山坎坷经历及辉煌成就的《听听中山先生的生活》；而以“落霞”为笔名评述世界名人传记或轶事的文章更是广为传诵。邹韬奋说过：“《生活》周刊是能使我干得兴奋之至，能使我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后来，《生活》周刊声名远播，投稿者慢慢多了起来，邹韬奋才改变了每期“唱独角戏”的状况。经常为刊物撰稿的有黄炎培、陶行知、马寅初、茅盾、章乃器、李公朴、臧克家、杜远、穆藕初、伍连德、吴景超、苏雪林、华云程、朱经农、杨贤江、戈宝权等人。

　　《生活》周刊的栏目颇有特色。首页设立的“小言论”专栏，虽然只有短短几百字，却“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读者欢迎。每遇社会上发生轰动事件，读者就期待着看“小言论”上的文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生活》周刊更是变为新闻评述周报，成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据统计，《生活》周刊先后共刊发小言论417篇，针砭时弊，引领潮流，“唤醒了一代青年”。

　　刊物末页设立的《读者信箱》专栏，是编者与读者互动的平台。读者纷纷来信，倾诉他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各种问题，编辑部有时一天就收到1000多封。面对读者的热情，邹韬奋拆信、选登、答复，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就请其他人代以回复，最后还要亲自看一遍，再签上自己的名字。邹韬奋给读者的亲笔回信有4万多封。在邹韬奋眼里，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因为这能“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

　　《生活》周刊原来的发行量是1000余份，邹韬奋接手三年后，销量竟增至15.5万份，一跃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广大影响的刊物”，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

　　1944年，邹韬奋因病去世。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