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孙犁初访邢海潮先生

　　1999年，我还在一所乡村中学任教。我家所在的村子距那所中学约3公里远。每逢周六、周日或假日，我总要到6公里之外的县城转转。每次到县城，求索诗社社长顼国成先生家是我必去之处。因为爱好文学，我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相关信息。每次交谈，我总能收获新的见解，夏日的一天，我进城后又走入那个熟悉的小院。谈了一会儿之后，顼先生说：“你不是喜欢孙犁的作品吗？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邢海潮，你可以找他谈谈。他是北大毕业生，也是孙犁的高中同学。”我高兴极了，马上买了两盒枣茶，根据顼先生所说的位置，去拜访邢海潮先生。

　　邢先生寄住在赵县城西关小石桥（永通桥）南约百米处的一户人家里的一间小东屋。这户人家的大门朝东开，正对着从石桥下穿过的冶河。冶河早已干涸，只剩一条杂树杂草丛生的河道。不过，正对邢先生所居人家的河道里，有人种了一片莲藕，荷叶田田，偶有荷花点缀其间，别有一番风味。

　　在那间闷热的小东屋里，邢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孙犁先生的手迹——一轴悬挂在小床旁南墙上的书法，上面用浓墨写着“大道低回 大味必淡”八个大字。因作品上题有“海潮学兄一笑”，我便问：“您比孙犁大吗？”邢先生笑答：“孙犁比我大3岁。称我为兄，是尊称。“自此我才知道，对比自己年龄小者，是可以尊称为兄的。因为以长为尊，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因已近中午，邢先生于院中小南屋中所蒸大米饭已熟，我便匆匆告辞而归。

　　打捞被遗忘的文坛对话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探访邢先生，却被户主告知，其已迁至城内小南街居住。按户主所述，我在小南街西侧一条狭长小巷的西头巷北，找到了邢先生的居所。当我推开那两扇小而旧的院门时，一眼就看见邢先生正在北屋窗内向外张望。院子很小。我放好车子，几步就走到了他的房门前。此时，他已掀开帘子迎了出来。

　　那是一个两户共有的小院，东西两套房子，邢先生住在西边那套，两室一厅。客厅位于东侧，南北通长。两室位于西侧，一明一暗；南明者为卧室，北暗者为储藏室。邢先生的书桌安放于客厅南窗之下。这里的条件，显然远远好于那间小东屋。

　　邢先生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老伴儿，所以他才要买房子。乔迁新居又喜获良缘，他的喜悦之情自然不言而喻。他说，这些天有不少人来看望他，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有记者也有文学爱好者，都是慕他之名而来。

　　因听顼先生提及邢先生与孙犁先生通信频繁，我便提出想一睹孙犁先生写给他的信件。邢先生说：“没有了，天津孙犁研究会的秘书长刘宗武来了一趟，都拿走了。”这时，我瞥见客厅墙上没了孙犁的手迹，又问道：“那轴书法呢？”邢先生答道：“也寄给天津孙犁研究会了。”

　　无疑，邢先生是明智的。由于年事已高，他已经在考虑身后之事了。他没有子女，有关孙犁先生的这些宝贵资料，最好的归宿就是孙犁研究会了。不过，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见到孙犁先生给邢先生的书信的原件。

　　这一次，我向邢先生道明了来意。我认为，孙犁先生与他的交往，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更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因此，我提出想对他进行采访，以便撰写一篇相关文章。随后，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采访提纲，对邢先生说：“邢老师，咱们采用我问您答的形式可以吗？”邢先生想了想，说：“这样吧，你把提纲给我，我书面回答你。”由于提纲是给我自己看的，所以写得极其潦草。我便对邢先生说：“提纲很乱，恐怕您看不清楚。”邢先生拿起提纲看了看，笑着说：“没事，我特别擅长认字，我能看清楚的。”于是，我便把采访提纲留在了他那里，让他以书面形式作答。

　　又一个周日，我去拜访邢先生时，他已经把书面答复准备好了。在8页绿色方格稿纸上，他用工整娟秀的蓝黑钢笔字，详细回应了我提出的8个方面的问题。答复抬头写着“赵长青先生”，落款则是“邢海潮手书 1999.8.31”。而我留下的那份采访提纲上，他还特意为21个极难辨认的字词做了标注，足见他态度之认真。

　　除此之外，邢先生还为我提供了他的作品剪报和孙犁先生的书信集《芸斋书简》。剪报均粘贴在一个16开的天蓝色教案本上，封面用蓝黑墨水写着他的世界语名字。教案本里收录了邢先生的作品剪报、数十首旧体诗词油印稿，还有数篇他人撰写的关于孙犁先生的文章剪报。《芸斋书简》一共有两册，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装帧简朴而精美。邢先生说，这套书是孙犁先生之子孙晓达寄给他的，其中收录了83封孙犁先生写给邢先生的信件。邢先生还对这些信件进行了认真校读，修正了原文中的好几处错误。后来，我依据这些珍贵资料撰写了《孙犁与邢海潮》一文，文章最初发表在《太行文学》上，之后又被《读书时报》转载。

　　数次拜访中的信息拾遗

　　在此期间，我又多次进城拜访邢先生。他告诉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与朱穆之是同班同学。当时，朱穆之用的名字是朱仲龙。就像当初不知道孙犁就是孙芸夫一样，他此前也一直不知道朱穆之就是当年的朱仲龙。直到近年读书时，他无意中读到有关朱穆之的资料，才知晓两人原是同一人，随后重新取得了联系。他还拿出朱穆之写给他的信，信中朱穆之详细讲述了自己大学毕业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介绍了自己及子女的近况，最后向邢先生致以诚挚的问候。

　　因邢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就读，我便向他询问当时文化名人的相关情况。我问他是否见过鲁迅先生，他说见过，但没听过鲁迅先生的课，只听过鲁迅先生的演讲。他还提及自己听过周作人、刘半农以及钱穆的课。此外，他曾给我看过一册厚厚的精装大16开本的《北京大学师生名录》，还特意翻到印有他简介的那页让我看。

　　我结识邢先生时，他已是86岁高龄，却依旧身体硬朗、思维清晰，生活规律且充实，每日以读书、写作和会友为乐。他曾去县医院体检，医生检查后确认他各器官状态良好。邢先生生性开朗，耐不住寂寞，尤其乐于和年轻人往来。有段时间，我许久没去拜访他。某天，我在赵县城的大街上偶遇外出买东西的他，他一见我就笑着问：“这段时间怎么不到我那儿去了？”

　　邢先生的最后馈赠

　　当《孙犁与邢海潮》在《太行文学》上发表后，我立刻赶往赵县城大街的小院拜访邢先生并送去那期刊物。到了那个小院、进了那个小屋后，我所见到的邢先生却与以前判若两人。他明显瘦了，他看着我，却叫不出我的名字了。我把那期刊物递给他，翻到刊载那篇文章的页面。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字，可是我说不出来了。”我拿出之前他让我参考的他的剪报本和《芸斋书简》要还给他时，他说：“你留着吧，我没用了。”接着，他拿出他的相册，说：“你挑吧，喜欢的就拿走。”我从中选了几张与孙犁相关的照片，他说：“这些都给你。”随后，他拿出一张他的照片，说：“这张也送给你吧。”

　　如今回想起来，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有些留念的意思在其中的。那时他虽已口齿不清，内心却依旧清醒。他或许早已察觉来日无多，所以想借着这些承载着回忆的物件，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痕迹。

　　后来，我再去找他时，他已去世了。至于他去世的具体时间，我问了几个与他交往颇多的人，却没人能够说清。我也曾试着了解旁人对他的印象，奈何因过往经历复杂，大家的评价褒贬不一。在我看来，邢海潮先生没有城府，甚至可以说有些天真。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