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复与梁启超：津、沪维新派士人之间的交往（3）

　　在方法方面，任公所宣扬的变法是以“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的精神，从各方面抨击现况、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因此缺乏全盘规划，也没有分清楚各项改革的缓急先后。在思想风格上，此时康、梁均倾向彻底改造的转化思想。

　　严复对此很不满意，他不但批评任公立言草率，而且认为任公以康学为中心思想的改革方案具有“西学源于中国说”的特色，亦即“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为彼之所长，皆我所有”，任公所撰《古议院考》，所谓“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的说法，即为一例。严复认为这样的方案无法认识到中国的病根与西方的优势，“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中国历古无民主，而西国有之”。

　　这一封信对任公思想产生不小的影响，当时他虽然还是“康学”的支持者，仍处在康阵营之内，但已种下后来思想变化的种子。这封信拉开了梁启超与今文经学传统的距离，致使后来梁与康的分道扬镳，并破除了“中华中心”论，使任公更积极地引介西学。此后任公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产生变化，他不再像康有为那样，对西学的赞赏只以合于孔子的言论为限。具体而言，在历史观方面，任公开始不全然肯定“三世之义”“孔子改制”，而从历史进程的本身与自由精神的伸展，追索人类进化的规律，这也划分出三世说与演化论的界线。

　　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征兆是有关“保教”的问题。保教一说源于康有为，在受到严复（以及黄遵宪）的质疑之后，梁启超开始反对此一说法。1902年任公在《新民丛报》第2期所撰《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批评康有为之说，肯定思想自由的价值，即源于严复在信中所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难怪严复读到这一篇文章之后非常称许，认为“凡此皆非囿习拘虚者所能道其单词片义者也”。

　　从整体的思潮趋向来观察，1897年严复与梁启超书信的往来其实不只是两人之间的事，而是代表了在戊戌变法前夕，天津、上海两地维新人士之间的交往。上海的维新人士以梁启超的《时务报》为核心，天津则以严复为首，再加上王修植（菀生，天津北洋大学堂总办）、夏曾佑（穗卿，天津育才学堂总办）、杭辛斋等人，他们的言论机关是《国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