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上4点，本应前往水上公园市集售书的吴楠，先去了鼓楼旧书市集。在一本旧书中，他发现了一张藏书票，上面标注着1980年水上公园举办“五月书市”的时间为5月1日至15日。

　　“之前大家一直议论第一届水上书市的具体日子，这不就有了‘实证’。这就是旧书带来的惊喜。”吴楠说。

　　1996年，读高二的吴楠第一次和同学“练摊儿”，选择的就是旧书市。近30年来，从读书、买书，到收书、卖书，他的人生轨迹与天津旧书市的变迁紧紧缠绕。他既是亲历者，也是受益者和守护者。

　　首次练摊儿，卖旧书赚了20元

　　1996年暑假，17岁的吴楠正在读高二，和很多同学一样，想趁假期打工体验生活。同学们纷纷去快餐店，他和一位同样爱书的同学却不想走这条路。

　　“我想摆摊儿，但能卖什么呢？”一开始，吴楠还有些抹不开面子。直到同学说：“不如试试卖书。”他动了心。

　　他们把摊位摆在黄河道夜市。吴楠从家里抱来父母年轻时收藏的“样板戏”曲谱、科普读物，没有精心定价，也没有宣传吆喝，只是简单摊在地上。让他意外的是，当天所有书都卖光了，还盈余20元。

　　更触动他的是，买书的人并不只是问价格，反而会追问书的年代、内容和背后的故事。吴楠凭着自己读过这些书，耐心讲解、认真交流，不知不觉就跟对方聊成知音，顺便把书卖了出去。

　　这次经历让他第一次明白，旧书交易并不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更是人与人、人与书之间的交流。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养成了“讲书”的习惯：卖书先讲书，讲版本、讲源流、讲内容，让买书的人懂书、惜书。这也成了他此后近30年不变的经营底色。

　　其实早在1994年，吴楠就已与旧书结缘。课本里讲到《红楼梦》的章节：“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老师建议学有余力的同学拓展阅读。吴楠跑到海河岸边的书市，也就是如今通北路桥附近、老东南角一带。那里书摊密集、品相上乘，是老天津爱书人的去处。

　　他指着一本《红楼梦》问价，摆摊的老先生反问：“你要哪种《红楼梦》？”吴楠愣住了：“《红楼梦》不就一种吗？”老先生笑着告诉他，《红楼梦》仅通行版本就有6种，算上珍稀古本，多达12种到15种。老先生还耐心讲解庚辰本、己卯本、程甲本、程乙本的区别，讲影印本无断句、繁体难读的特点，并推荐适合中学生阅读的80年代早期文学所校注本。

　　从此，吴楠成了这位老先生的“小徒弟”。一有空，他就跑到书摊前，拿着小本子记笔记，听不懂就反复问。初三那年，老先生拿出一本《子不语》考他，吴楠准确说出这是清代袁枚所著的志怪笔记。老先生大喜，当即把书送给了他。

　　这本《子不语》，是清代笔记丛刊较早的无删节本，吴楠至今珍藏。“是老先生让我知道，书不只是纸和字，它有前世今生，有版本流传，有文化血脉。”

　　满城书香，“天津家底”珍本不少

　　天津旧书市历史久远。南开老天宝路，俗称“鬼市”，曾是知名旧物集散地，也是天津旧书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黄河道夜市、三宫、文庙、古文化街、进步道、八里台、小海地、金钢桥、沈阳道等处，旧书市集星罗棋布。夏天的路边地摊多达几十个，书香满城。

　　吴楠是亲历者。他记得，天宝路的旧书多到令人惊叹，一整编织袋精装书只要200元，“只要你懂行、有眼光，遍地是宝贝”。黄河道夜市鼎盛时，路边旧书摊不下50个。

　　2000年之后，三宫书市兴起，最盛时摊位接近300个，院内满目典籍。明清木版诗文集、清代古本小说、民国新文学原版、名家签名本并不少见。古文化街的萃雅斋等书店，曾上架民国版《胡适文存》《古史辨》全套、1946年精装版《鲁迅全集》、《美术丛书》初刊本，好书一上架很快就被书友买走。

　　文庙书市规模较小，仅五六十个摊位，却常有惊喜，文史善本、线装旧抄本不时出现。后来，书市从鞍山西道新时代广场、鼓楼北街、二宫，又到古文化街旧书小城。吴楠说，那时约200个摊位齐聚，民国新文学、手稿本、名家墨迹、营造学社社刊、解放区文献等稀见品频频现身。

　　2015年之后，书摊在海河两岸亲水平台散落经营，绵延数里，成为天津独特的文化景观。历代法帖拓本、四部丛刊稀见本、晚清至近代书画精品、张伯驹手迹、溥雪斋题跋拓本，都曾在这里出现。

　　2022年后，书市迁至鼓楼天街。如今摊位虽仅剩鼎盛时的十之二三，但仍藏着不少珍品。吴楠说，明末崇祯残本《本草纲目》、清中期写刻《鱼玄机集》、清末插图刊本《红楼子弟书》等，都曾从他手中流转过。“这些只是极小一部分，可见天津旧书市的家底了吧！”说起这些，他很自豪。

　　如今，天津海河旧书市集名声在外，北京、河北、山东，甚至内蒙古、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书友专程赶来。最近的水上公园书市，就有内蒙古书友开车来津，装满半车书后，直接放弃去北京的计划，感叹“天津的书，别处比不了”。

　　在吴楠看来，天津旧书市的珍贵，不只在于书多，更在于书精，也在于深厚的文化土壤。这是天津独有的城市底蕴。

　　“我是读书人”，收书近痴，卖书有情

　　2020年，吴楠经朋友介绍，得知上海有一批重量级旧藏。藏书主人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当代著名古籍版本专家，毕生藏书9000余册。吴楠傍晚6点看到信息，夜里11点半就赶到上海。走进那间50平方米的书房时，他形容自己“像老鼠掉进了米仓”。

　　书堆得与人同高，很多都是他只在书影里见过的“梦中之书”。他从夜里11点半一直翻看到次日早晨6点半，越看越兴奋。最终，9000多册书装车运回天津，运费花了6000元，他却直说“太值了”。“这批书足够支撑一个人在某一学术领域做到专精。”

　　也有错过的遗憾。2012年至2013年前后，天津出现一套9000多册的“网格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这套书是名著、名译、名校，杨绛、罗念生、金克木等大家参与译介。可当时这近万册书堆在卖家房间内，无法逐本查验，吴楠一犹豫就错过了。至今提起，他仍觉得遗憾。

　　在吴楠的理念里，每一本书都有三重价值：阅读价值、资料价值、收藏价值。随着AI和网络普及，电子书唾手可得，书籍的阅读价值在变化，而资料价值与收藏价值愈发珍贵。他收书有自己的标准：原装原套、品相一流、状态完整、版本正宗。

　　“旧书不等于廉价。”他曾收过一套1985年初出版的费孝通《乡土中国》套装，时隔40余年，依旧“触手若新、纸白如雪、四角微扎”，几乎完整保留出厂状态。这样的书，他绝不贱卖。“经典好书低价售出，是对知识、著者、编者、印制者的不尊重。”这句话，他常挂在嘴边。

　　但面对真正的爱书人，他又格外慷慨。水游城的一场书市上，一位高二学生看中1956年中华书局版《离骚纂义》。这本书学术分量重，学生爱不释手，却觉得50元定价有些贵。吴楠当即说：“20块钱你拿走。”这本书他35元收来，卖给学生反而亏了钱。可他认为，这是读书的种子，是文化传承的希望，不能让价格挡住孩子与好书的缘分。

　　吴楠始终坚持：“我是读书人，不是书贩子。”他收书近乎痴，卖书也有情。对他来说，书籍的价值，始终比利润更重。

　　流动的市集，让好书找到善主

　　吴楠的经营模式，是典型的“以书养书”：买十本，留三四本珍藏，卖六七本回本，再用回款继续收好书。如今，他固定不动的藏书有8000多册，流通藏书一万两千余册，累计售出三四万册。

　　“我不靠卖书大富大贵，能留住好书、让好书找到善主，就足够了。”他说。

　　这些年，吴楠跟着海河旧书市集去过很多地方。他觉得，旧书市还可以走到更多地方，让更多人感受到文字与知识的魅力。让他高兴的是，如今旧书从业者中，最年轻的才20多岁，而且学养颇高，对书的痴迷程度也非普通人所能及。

　　在旧书市集上，经典文学、历史类书籍一直畅销。近几年来，大家对天津历史文化的关注也在增强，与天津有关的书籍卖得很好。“对于旧书，有的书商认为能达到‘利滚利’的是好书。我觉得，能带来思考和收获的，才是真正的好书。”

　　如今再出摊儿，吴楠会带着爱人一起。她可不是简单“搭把手”。“她对旧书也非常感兴趣，现在水平比我高。”吴楠笑着说，爱人还有“招财”作用，“每次她一来，顾客就能多不少。”爱人配合地摆动了一下拳头，回应了一声“喵”。

　　4月26日，是水上公园书市的最后一天。一位老人从吴楠的书摊前离开，又转身说了一句：“我买到了喜欢的书，很高兴认识了你这个懂书的小伙子。”

　　惠风和畅下的书籍流转，不只是交易，也是人与书缘分的相遇。

　　“爸爸，我帮你收书回家。”吴楠快4岁的儿子，已经开始把架子上的书往行李箱里收拾。旧书市的故事，也许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手里，继续翻页。　　

　　文/摄 记者 单炜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