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安娜·卡列尼娜》，跟随她进入临死前那种痛苦和幻灭的境地，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次死亡。“她两手着地扑到车厢下面，微微动了动，仿佛立刻想站起来，但又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就在这一刹那，她对自己的行动大吃一惊。‘我这是在哪里？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她想站起来，闪开身子，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撞到她的脑袋上，从她背上轧过。”火车仿佛也轰隆隆地从我的背上碾过，把我变成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据说福楼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对于因杰作而进入作品人物内心、全身心地去体验另一种人生的读者来说，这句话同样可以成立。法国文学专家袁筱一曾指出，这句话其实是给福楼拜写传记的一位作家假借福楼拜之口写出来的，未必实有其事。但袁筱一认为，不管有没有这句话，《包法利夫人》的主题很明确，它阐述了一种心灵的状态，即人类有能力，并且总是要把自己想象成另外的模样，它邀请我们思考我们和真实之间的关系。袁筱一关于小说主题的概括，同样适用于我们阅读小说时可以抱持的一种角度，即借此想象另一个自我、另一种人生，并且思考自己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超越时代、国界与性别的，是“我”，是“我们”。

　　如果安娜生活在今天——如果我就是安娜，我能逃脱这宿命般的不幸吗？如今，人们似乎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爱情与婚姻，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人生。安娜所面临的不能离婚的困境，应该可以摆脱。但人生的困境，并不会因此而消失。真正令安娜绝望的，是爱情——某种不可定义、不能定形的激情的消逝。那激情曾经唤醒了她隐藏在平静生活下不可扼杀的生机，却无可挽回地消逝了。准确地说，在她这里，并未消逝，反而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加剧、蔓延、变形，最终吞噬了她。而在伏伦斯基那里，却变成了冷漠、厌倦，最终成为一种负担、一种不得不尽的责任与义务，而这对高傲而敏感的安娜来说，却是莫大的侮辱。

　　安娜最终将自己的人生孤注一掷地投入爱情，而在信仰、事业、家庭，其他种种提供情感支撑的人际关系方面，她却几乎已经一无所有。她像一个将要溺亡的人抓住救命稻草般抓住伏伦斯基，这当然是徒劳的，她只能跟这根稻草一起，沉入黑暗而冰凉的水底。

　　将生命的全部寄托在爱情上，这固然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生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倾倒的倒金字塔。那么，如果生命中又有爱情，又有信仰、事业、家庭等各种支撑，是否就能构成一个稳固安全的正金字塔？如果还是只有一种支撑，那么把爱情换成信仰或事业等，那个倒金字塔是否可以扩大底座而成为稳定的四方体？就像生物多样性能够支撑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人生的丰富性，或许也能更好地支撑起幸福的人生。尽管在哲学家那里，“幸福”如何定义又如何获得，都如此困难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