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天,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4月26日,我放下镢头把和铁锨把到了故乡岐山县北郭乡政府担任广播放大站通讯员。到乡政府的第二天,我就用毛笔写了一张“寂寞为乐”的条幅。我将条幅贴在办公桌上方的墙壁上,算是自己的座右铭,以此自勉和自我鞭策。
我的工作主要有两项内容:一项是给岐山县广播站和各级电台、报社写通讯报道。另一项是配合乡政府工作,写讲话材料,起草各类工作报告,编写上报材料,这些与文字打交道的差使都属于我的工作范畴。书写公文不比写小说,需要理性思维,需要有概括归纳的能力,需要掌握翔实的资料。我1982年开始创作小说,对于通讯报道和各种公文的写作,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一份讲话稿,一份工作报告,写两稿三稿通不过是常有的事。好在我是一个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常常在桌子跟前一坐就是一整天。有时候,一天一夜都不曾休息,独自一个人在稿纸上和汉字较真,一遍一遍,逐字逐句,直至写到领导满意。那时候,三十多岁,正是壮年,况且,我十几岁就失学,做了农民,年轻时已练就了坚实的毅力和顽强的耐力。
仅两年时间,我便掌握了通讯报道和各种公文的写作技巧与方法,完成上级交付的工作任务已经得心应手了。我把一天的时间分为两半,早上六点起床,到晚上六点吃晚饭,我把自己交给了乡政府,交给了工作。晚饭以后,别人都在休闲娱乐中享受生活,我却独自进了房间,关上门,把夜晚交还给自己。昏黄的台灯下,我开始写自己的小说,直至凌晨两点,上床睡觉,天天这样苦熬。
夜深人静,门窗紧闭的房间里,只有游走的烟味和孤独的自己。我明白,写作是一个人的战斗,是自己与自己较量、自己挑战自己的工作,容不得半点浮躁。如果一个人耐不了寂寞,缺少独处的心性,就和写作无缘,更谈不上出作品了。当然,我并非圣贤,每当暮春或仲秋之夜,雨水打在窗外肥硕的梧桐树叶上,发出的响声单调又纷乱。我从案桌前站起来,凝视着窗外的雨夜,突然会莫名地产生一种悲伤的心情。一支烟未燃完,我又匆匆回到案桌前,沉浸在小说的情境之中了。
年复一年,独处中有苦楚,有享受。独处是对我自己心性的考验,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炼。
漫长的四十年创作旅途中,陕北的窑洞里,陕南的石板房中,凤县的嘉陵江畔,陇县山沟的瓦房中,都曾留下过我独处时单薄的身影,留下过钢笔在稿纸上划过时清脆的声音。我曾经把一个个汉字排列在关中的工厂、学校、机关,排列在秦岭巴山之间的汉江岸边,排列在陕北的沟壑之间。我背上稿纸,一个人走州过县,在一个地方一呆就是一个多月。独处这两个字,在我的人生中越写味越浓。
我在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组组长、作家协会副主席期间,有些创作活动,难免必须由我组织和参与。每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我的浮躁就会不由自主地上涨一寸。独处惯了,坐在会场上,听不想听的话,觉得时间如同拉不动铁犁的老牛,太慢了。
这些年来,文学活动,我已很少参加。获诺奖的海明威的话是对的:作家不是要把能写的话说出来,而是要把能说的话写出来。好的作家的位置一定不在主席台,也不在会场上,而是在案桌前,在车间,在田地,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不写作、不读书的闲暇之余,我独自去离家很近的大明宫散步,吹一吹古老而新鲜的风,晒一晒温馨而慷慨的太阳,感受历史的回音。
站在玄武门旧址前,我似乎能看见李世民射杀亲兄弟的血腥场面,似乎能听见败者的呻吟,胜者的狂笑。一千多年过去了,留给后世的除了铺着碎石子的一片场地,除了所谓的历史遗址,还会有什么?
独处,何尝不是一种生存方式?那些给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哪一个不是寂寞为乐?独处,是心性,是一个人情操和修炼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