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作《史记》，人物事迹虽然多姿多彩，然而，令笔者最钦敬者，唯有范蠡。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先为越国大夫，后封上将军，素有治国良臣、兵家奇才、经营之神、商家鼻祖之誉，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笔者叹服范蠡，并不因为他身上闪耀着这些高光，而是其知进的锐利，知足、知止、知退的淡泊，进退有度的从容和坚定。

　　范蠡出身寒微，但志存高远，他智慧超群、博学多才、文武双全，洞察力惊人。他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笃，二人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在越国，他被拜为上大夫、相国，辅佐越王勾践。面对吴国的强大威胁，范蠡凭借智慧和谋略，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成就霸业，获封上将军。范蠡以其出色而全面的才能，为越国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范蠡并没有因为功成名就而贪图享乐或留恋权势。他早已默默观察越王勾践的处世方式，由表及里地洞察人性，悟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深刻哲理。他认为勾践生性多疑，心胸狭隘，在困境中他能忍辱负重、礼贤下士，可一旦功成名就，便极易猜忌功臣。他预感“敌国破、谋臣亡”的古训即将应验，于是，在越国称霸之后，范蠡毅然决然地选择功成身退。

　　越王勾践看过范蠡的辞呈后，先安慰范蠡说：“我将把越国江山分一半给你。” 接着又威胁范蠡说：“如果不听我的话，就杀了你！”范蠡看得分明，勾践的眼神阴狠而无情。一个将妻子送给吴王夫差做侍妾都不皱眉的人，所谓功臣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了保全性命和声誉，范蠡不顾勾践的“挽留”和威胁，乘一叶扁舟，连夜悄悄飘海而去，再也没有回头。

　　真正的智者，看到一点苗头就知晓发展方向，何时进，何时退，关键在于对势头的判断。弃高官厚禄，抛荣华富贵，古往今来，能做到者，寥若晨星，而范蠡是最亮的一颗。范蠡也曾向好友文种示警，奉劝文种离开越国以避祸，但文种难舍权位而犹豫，最终被诬陷谋反而死于勾践剑下。倘若说范蠡在越国辞官仅为避祸，那么，弃齐国相位，却完全出于知足、知止和知退。看淡权位，看淡财富，散财以聚仁德，以仁德立身，无疑是范蠡一生的高尚追求。

　　离开越国后，范蠡辗转到了齐国，化名鸱夷子皮，泛舟商海。他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发现了当地的商机，并果断抓住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组织家人和雇工们开垦荒地、养殖牲畜、投身渔业，没过几年，资产积聚数十万。因其贤名远播，被聘为齐国相。可出人意料的是，范蠡没干多久，自忖“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迁徙至陶地定居继续经商。

　　范蠡来到居天下之中的陶邑，此地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为贸易中心要道。于是，范蠡自谓陶朱公，留在此地，“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十一之利”。没有几年，又“资累巨万”，富甲天下。陶朱公居陶经商19年间三掷千金，他三聚三散，将财富“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帮助百姓发家致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生财之道。

　　鲁国有个叫猗顿的人，穷困潦倒，他听说陶朱公致富有术，便来求教。猗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点大畜牛羊，后成富翁，驰名天下。陶邑低洼多水，陶朱公便教百姓凿池养鱼。他告诉百姓：“致富之法五，养鱼第一。”后来，陶朱公在总结民间养鱼经验的基础上，参照自己的养鱼实践，撰《养鱼经》，以授人养鱼技术，助百姓致富。《中国古代动物学史》赞《养鱼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范蠡善于聚财，乐于疏财，又肯帮助百姓致富，世人尊其为“文财神”，可谓实至名归。

　　明智如范蠡者，古今有几人？范蠡68岁经商，88岁过世，他三次积累千万巨财，尽散其财以扶贫济困。如此非凡之举，古今又有几人？

　　财散出，德聚来；重德轻财，重义轻利，乃范蠡高尚品格的写照。范蠡择进，便出将入相，强国家益苍生；范蠡择退，则隐姓埋名，智慧经商、道德经商，取得的财富不供自己享乐，而是为他人、为社会作贡献。他令世人敬仰、名垂千古，岂非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