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老南市因娱乐、餐饮的红火，聚集了五行八作各类人等，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热点新闻、社会舆情和闲杂趣闻，故而吸引了大量的报社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来此采集、搜罗各类素材，丰富报刊内容，吸引读者眼球，增加报刊的发行量，更有不少报社干脆就把“大本营”扎在南市，就地取材，现趸现卖，方便快捷，据说鼎盛时期，开设在南市地区的报馆就有二十余家。

　　由于年代久远，如今有据可查的报馆，如开在南市荣吉大街、大舞台戏院东侧的天津中南报社，以及同在这条街上的国强报社在当时都很有影响力。《国强报》的经理杨少林，因为社会活动力极强，被人们戏称为“南市市长”。

　　当然，老南市最有名的报馆当数创刊于1915的《益世报》，它的创办人雷鸣远是一位比利时籍天主教传教士，曾是望海楼教堂神甫。《益世报》社原址为老南市荣业大街上的一座青砖二层小楼，附近的居民称之为“老报社”。

　　上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益世报》亦经常发表反日的文章和社论，成为抗日的舆论先锋。《益世报》因此多次遭到当时政府的警告，其主笔罗隆基还险遭暗杀。

　　七七事变后，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文田于7月27日在寓所召开“七人会议”，做出关于天津抗日的几项决定，并在发动攻击的同时向全国发布抗日通电，7月29日天津《益世报》即发表了通电的全文，其中有“日人日日运兵，处处挑衅”“我方为国家民族图生存，当即分别应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日，义无反顾”等内容，成为国内反抗日本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最为激烈的大报。

　　此后不久，临危受命的报社总经理生宝堂先生即被日本特务在万国桥（今解放桥）绑架，受尽酷刑致死。《益世报》虽在天津沦陷后的1937年8月被迫停刊，但也在天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