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文学方面，有人劝过，他自己也多次想过，实践一些的静心创作。所谓文学，就是建造一个想象的世界，这世界与现实世界可以有任何一种关系，颠倒疏离，皆无不可，反正不管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经验，至多是改变其外形而已；但哪怕是在最简便的关系中，那世界一旦诞生，就该与实际世界隔离，就像我们复印一张纸，不管多么相同，那也是两张纸，它们的相似或相同，不会单独地存在于任何一张纸中。而鲁迅，还在短篇的作品中，也极少能心无骛，他的文学写作，不断地令读者“出戏”——这不是什么致命伤害，我们熟悉的经典作家，鲜不如此，只是我们离他们的时代远了，辨别不出那些纠缠，后世人阅读鲁迅，会不会也如此呢？但愿，不过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中，鲁迅的文学，有点像是即兴之作，他的经验从文学中获得了形式，而他自己又不停地拆解——幸好，没有将之瓦解，所以鲁迅仍然是文学家。

　　说到这里，无可回避的是那个“速朽”与“不朽”的话题。在足够遥远的将来，鲁迅，以及牛顿和巴赫，都将被人遗忘，我确信无疑，而对鲁迅来说，这一将来有多遥远呢？没人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鲁迅的当代性，甚至延伸到了今日。我相信，起鲁迅于地下，花五分钟教他使用电器或互联网，再花五分钟告诉他这一百年间发生了什么——也许用不了五分钟，多半不到五分钟之后，鲁迅就可以与当代人会谈无违了。不管科技的进步有多快，不管中间出了多少变故，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鲁迅之所以为我们所铭记的一些方面，我们的时代就是鲁迅的时代，我们与鲁迅是同代人。威廉・福克纳曾说，“过去”并未过去，这话有点儿像是在概念上瞎搅和，不过此时此地，他的话适用了。

　　当代人与鲁迅的会谈不会愉快，因为鲁迅会失望，我们又会惭愧。一种原因，是我们一直拿鲁迅当作工具使用，当我们创造不出适当的表达之时，当我们怯于使用自己的表达之时。鲁迅对于被当工具使用，不会介意，他生前一再宣称如此，而我们则不能不有所惭愧，不是对鲁迅，是对我们自己，我们不惟不能使社会更令鲁迅陌生，我们还不能使语言更令鲁迅陌生。每引用一次鲁迅，那惭愧便该增多一分。

　　而我们还在说鲁迅。惭愧也要说，因为鲁迅已经是一个标志，或一种容器，或一件知识，而这些，与鲁迅本人，甚至与鲁迅的作品，并不一定有丝丝入扣的关系，这种地位是在一百年的传播中形成的，在赞美与咒骂中，在辩论——不止是对鲁迅的辩论，更多的是对其他公共事务的辩论——与争吵中，在浅斟低唱与深切反思中，在对历史的考察与忽视中形成的。说他是标志或容器，是因为我们将鲁迅当成大事记中的一项，将鲁迅视为我们心目中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页码，而且，我们还将难于言表的芜杂的零碎知识，寄存在鲁迅名下，而那些知识在此之前是缺少整理、意义不明、互相乖迕的。有个物理学家说，诗是将简单的事物以无法理解的方式作表达，与此相反，我们将难以表达的一团事物挂上鲁迅的名字，转化为一件知识，而可以休息一下身心了。这种特别地位，只有在本地，在现代及当代中国，才能理解，在外人眼中，这只能用中文网上捏造出的一个新词来形容：“不明觉厉”。

　　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谈论鲁迅与“AI”的，说得很浮浅。AI此刻正热火朝天，比几个月前热火朝天好几倍，我的大致意见并没有改变，在可计算的方面之外，AI到底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还是Artificial Idiocy（人工愚蠢），决定于我们人类，不决定于计算机。我们不能指望AI能代替我们应有的努力，更不能指望AI来免除我们的责任，AI不会是我们的借口，不会是我们所需要的智慧，不会是我们所缺少的勇气，更不会是我们给后人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