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馆馆藏古代青铜器以传世品多、质量精而闻名，其中更不乏堪称国宝的名贵珍藏，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对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馆藏珍品”为您介绍天津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珍品。

　　（一）

　　西周夔纹铜禁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整体呈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禁面上有三个微凸起的椭圆形子口，中间的子口略小于两边子口，禁前后两面各有两排镂空的长方形孔十六个，左右两面各有两排镂空的长方形孔四个，禁的四周都饰有精美的夔纹，纹饰生动，造型端庄，铸造精良。

　　禁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卤、尊等盛酒器皿的几案，最早出现于西周初期，春秋战国时人们仍有使用。《仪礼·士冠礼》记载：“两庑有禁”,郑玄注：“禁，承尊之器也。”另外据古代文献记载，西周初期曾厉行禁酒，当时的统治者把安放酒具的器座称为禁，“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可见禁这一名称是为了有效督促民众禁酒而命名的。1926年陕西军阀党玉琨组织人员在宝鸡斗鸡台戴家沟挖出了包括西周夔纹铜禁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这批文物后来到了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宋哲元手中。这件铜禁则一直保存在宋哲元在天津的家中。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宋哲元的公馆进行查抄，宋哲元三弟宋慧泉得知此事后多方打点，才将这件铜禁及其他文物从日军手中赎回，并在家中收藏保管。1968年天津文物管理处在宋氏亲属家中发现了铜禁碎块，并在物资回收部门找到了部分铜禁碎块。1972年5月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由高英、张兰惠等专家进行了修复。禁这种形制的铜器在国内外均十分罕见，极其珍贵。天津博物馆馆藏西周夔纹铜禁是中国出土的铜禁中形体最大的一件，是研究中国青铜禁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传世的西周铜禁仅见两件。另一件1901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夔蝉纹铜禁，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另外在2012年6月发现的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中，又出土西周铜禁一件。

　　（二）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家村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青铜器，计有大克鼎一件，小克鼎七件，克钟五件，还有克盨等器物。天津博物馆馆藏其中三件，分别为克镈、克钟、小克鼎。这批克氏青铜器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制度及军事活动的重要史料。镈，是古代贵族祭祀或宴飨时使用的单个大型打击乐器。东汉郑玄说“镈，如钟而大”,说明其似钟而非钟。较钟除了形体较大外，镈的钮也较为宽扁。

　　天津博物馆馆藏西周克镈，高63厘米，椭圆体，平口，四面有透雕夔纹凸棱装饰，鼓部有铭文七十九字，器形完整，纹饰精美，气势宏伟。铭文叙述了克接受周王命令，沿泾水东到京师巡查，完成任务又接受车辆和马匹的赏赐，为追念逝去的先辈，并祈求幸福而铸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三）

　　除了青铜重器，秦汉时期的量器和衡器，如秦始皇诏量、秦旬邑权、西汉陈仓匜、西汉平都犁斛、西汉初元三年上林共府升等，也是天津博物馆馆藏古代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些量器和衡器为研究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发展沿革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天津博物馆馆藏秦代旬邑权,高6.5厘米，口径8.3厘米，底径9.5厘米，是秦始皇统一全国衡制颁发的标准衡器。八角棱体，正视截面呈梯形，中空，器顶口有一长方形横梁。横梁左右两侧有阳文篆书“旬邑”（地名，在陕西省）,权体八面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诏书书体为小篆，古朴劲健。两诏铭文在秦权中较少见。

　　（四）

　　铜镜在古代青铜器中独成体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天津博物馆馆藏铜镜数量多，年代齐全，从战国至明清每个时期皆有涉及，且纹饰精美，质量上乘，例如战国时期的带有羽状地纹的四山纹镜、新莽时期特有的规矩纹镜、东汉时期带有神兽纹的吴向里柏氏镜、唐时有羽人图案的瑞兽葡萄纹铜镜、金代厚重精美的双鱼纹镜、明清时期有吉祥语和吉祥纹镜等。

　　唐瑞兽羽人葡萄纹铜镜，直径11.3厘米。镜体呈银白色，伏兽钮。内区饰葡萄枝叶，四瑞兽攀绕于枝蔓丛中，四只小兽穿插其间，相互嬉戏；外区有一带翅膀的羽人追逐瑞兽，瑞兽均作同向奔跑状，羽人身后有一匹飞奔的天马，葡萄枝叶繁茂，禽、蝉环绕其中；边缘饰花叶纹。纹饰繁复华美，铸工精良。羽人形象生动，在唐代瑞兽葡萄纹铜镜中极为罕见，全国也仅见几面。

　　（五）

　　天津博物馆馆藏东汉阳燧,直径8.3厘米。此器鼻钮，外观似斗笠，表面铸阳文铭文两周，书体为汉隶，均属吉祥用语。阳燧形似凹面镜，是周代始用的利用太阳能取火的工具，也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从《周礼》至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等都有关于阳燧取火的记载。此器是传世仅见的有铭阳燧，并且有使用过的痕迹，科学和历史价值都极高，极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