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西安有一本全国知名的杂志，叫《家具与生活》，我是这家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杂志有一档文学栏目，叫“灯影砚潮”，请文化名人来谈居室文化。当时在这个栏目发稿的人不少，梅绍静、车前子、李佩芝、陈长吟、孙见喜、何丹萌、方英文、孔明、穆涛，等等。这些稿子，大都是我们自己约来的。

　　1994年暑天的一个下午，天气很热，我赴西安西门外约孙见喜的稿子。约好了，也就想好了下一步，想通过他进而再约到贾平凹的稿子。记着我是提了一个西瓜见孙老师的。孙老师很热情，坐下以后打开冰箱，把冻好的冰块磕到一个盘子里，再给我加到有果汁的水杯里。谈话进行得很愉快。天热，盘子里的冰块一会儿就化了。孙老师又将化开的水，倒入方格中放入冰箱再冻。听说我想通过他引荐，进而向贾平凹约稿，孙老师答应得很干脆，说可以。后来，孙老师的稿子刊登了，标题是《书架杂忆》，我是责任编辑。

　　约贾平凹的稿，也是在一个下午。当时贾老师的住处还在西北大学。在此之前，我对贾老师的散文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特别是他的“商州初录”“商州再录”系列。约会是孙老师事先给贾平凹打过电话，我们约好见面时间的。记忆中是西大大门北侧里边的一栋楼，五或六层吧。按响门铃后，我报上了姓名，贾老师“哦”了一声，说：“是见喜让你来的？”就热情地让我进来坐下，然后说：“我给咱泡茶。”当时屋里还有两位陌生人，彼此都不认识，大家就都坐着，等着茶水泡好。知道贾老师抽烟，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条烟，贾老师斜眼看到笑了，说：“你拿烟做啥，我这儿烟多得很。”茶泡好了，他给大家倒上，是粗粗的那种茶碗，手推着说让大家喝。环顾他的室内满满当当，桌上桌下全堆着物品。有各种石刻、佛像、笔砚，满室都是古旧的气息。我适时拿出我们的样刊，说明了来意。贾老师抽着烟，眯着眼前后翻着看，嘴里念着刊名，问：“你们是家具装修的？”我回复说是。说是里面的“灯影砚潮”栏目，想约他写稿。贾老师放下杂志，说他考虑一下，写了就给我。当时杂志因为有专业性的特点，文学栏目的要求比较特别，有一些稿子约来了，由于不符合杂志定位，难以发表。贾老师说他考虑一下，也正符合我的愿望。我是觉得应该给贾老师一些时间，不能催得过急。于是，大家就又继续喝茶，两位陌生人接着和贾老师聊上了，听起来好像有什么重要的策划。我觉得不便继续打扰，就提出了先行离开。贾老师说“好好好”，起身送我出门。临别他送我一张名片，老红底色的那种，上面除了侧底印上空心的“平凹”和一个电话外，什么也没有。

　　后来，贾老师陷入了越来越忙的写作和事务中，我的约稿没有了任何消息。我也不好为一篇千字文，厚着脸皮再盯着贾老师。就这样，我唯一的一次向贾平凹约稿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