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子的画流于形、流于像，写形的技法再高超，也是被束缚在形式的框架里，摆脱不掉肤浅的格调，缺乏内涵与境界。苏轼后来对写形与写意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进行过多次比较论述，如“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如此形象的比喻，将写意的文人画定格于重形的画工画之上。

　　受率性洒脱、不拘一格的性情影响，恣意舒展、忠于自我的表达方式，远比刻板僵化的形式更能牵动苏轼的神经。诗人天性中的浪漫情怀，让苏轼为王维开创的文人画投出了最忠诚的一票。王维曾自言“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苏轼随即附和“摩诘本词客，亦自名画师”，他更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同款宿命感：“丹青已自前世，竹石时窥一斑”，自己笔下擅长的枯木竹石，恐怕也不是此生才习得的技艺。

　　早在《王维吴道子画》中，苏轼就下意识地把王维的诗与画统一在一起：“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樊笼。”这是他提出“诗画本一律”这条代表文人画最核心特征艺术观点的序言。而当他又见到王维的《蓝田烟雨图》时，更写出了“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种文人画中诗与画二者缺一不可的关系，画因诗而生意，诗因画而有像，诗画相生，诗画互映。文人手中的笔，不再仅用来书写诗文，也可以描绘想象中的大千世界了。

　　以王维为始端的文人画，在苏轼这里得到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有力推动。当他接过欧阳修手中“文坛宗主”的接力棒后，身边聚集了大量好友兼拥趸，如米芾、黄庭坚、李公麟、王诜等，这些人成为北宋时期文人画发展的中坚力量。从黄庭坚在《题洪驹父家江干秋老图》中的“此轴不必问画手之工拙，开之廓然见渔父家风，使人已在尘埃之外矣”，便可知他已抛开画工的形似标准，深得象外之意的要诀。驸马王诜的绘画以山水见长，苏轼评价其山水画意境卓然：“王晋卿画山水寒林，冠绝一时，非画工能仿佛”，更是赞许其“风流文采磨不尽，水墨自与诗争妍”。苏轼将文人画的水墨意趣提升到诗格的高度，文人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地位随之水涨船高。

　　苏轼鲜明强调画工画与文人画的差别，这种本质上写形与写意的差别，是核心价值观的不同，也是人生追求的不同。绘画不再只是工匠的产品，也是文人写心的手段，更成为士人阶层的文化语码和身份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