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到武歆的长篇散文《师傅》，第一个想到的人竟是我的一位堂叔。

　　说起来他比我还小几岁，论辈分却是族里的长辈。我们两家不算至亲，关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正好五服。他的大名我早忘了，只记得小名叫全有。大概是想让自己配得上这个名字，他总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模样，跟我们说话时，也总带着长辈的口吻，这个该这样，那个该那样。若有人不服气，他便脖子一梗，摆出长辈的架势：你娃子晓得啥子。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倒真让人忘了他其实比我还矮半个头。

　　堂叔在家排行老三，大概是因为他的气势更像——不知道是哪天，也不知道是谁最先喊出来的——师傅，后来我们再见面，都喊他为三师傅。

　　在我年幼的记忆里，“师傅”二字分量极重——能被这般称呼的，都是有真本事的人。比如铁匠、石匠、瓦匠、补锅的、修车的都尊称为师傅。堂叔的父亲陈安勤，便是位石匠，我喊他勤爷。我见过他一手握錾子一手拿小锤在青石板上刻字，石屑飞溅间，笔画竟如行云流水般浮现，当时只觉得勤爷真是太有本事了。后来见有人来请他干活，恭敬地喊他陈师傅，也就是那时候，我把师傅和有本事的人联系在一起。别处我不敢说，在我的老家农村，无论你把庄稼种得多好，都不会有人叫你一声师傅。师傅带有城镇手工业者和工厂的印记。我们称堂叔为三师傅，起初带着几分戏谑，后来不知咋的，叫着叫着，便觉得这样反而成了对他的尊敬。再后来师傅就跟“同志”“你好”“老板”一样，成了对陌生人的通用称呼，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虽盛极一时，却也如过眼云烟般渐渐淡去。

　　读罢武歆十二个师傅的故事，我对师傅这个称呼的敬畏更甚。我发现每一个师傅都是一块铭牌，他们的身上都有钢打的印记标注着：大锤杨卫东、小锤老李，两个人配合，能将枯燥的工作敲击成演唱会；剪板机白胖李剪下的钢板能够做到不错一厘米（毫米）……

　　我是学工科的，二十岁分配进工厂，尽管后来辞职，依旧做的是工厂的活儿，自然跟师傅们打交道多。我读《师傅》不是一口气读完，而是逐个品读那些师傅的故事，看完一个便放下书，静静联想：这个师傅像我接触过的哪一位呢？

　　十二个故事的联想难以一一列举，我便以第一篇和最后一篇的联想为例，权当对全书的呼应。

　　第一篇是大锤杨卫东的故事，其中提到他看图纸的励志故事，我立刻想起了我刚分配到工厂时遇到的第一个师傅，他叫姜建军。那时候正赶上工厂新项目安装上马，我被分配到车间时，安排我到电工组学习，姜师傅是电工组组长，他精通图纸，或许正是因为这手本事，安装过程才顺畅了许多。他能有这些本事，当然是与他勤奋学习有关，我住的单身楼与厂图书馆紧邻，就经常能看见姜师傅从图书馆借一摞书出来。

　　最后一篇是电气焊王岳翰，这是我唯一一次不是想到我相识的哪位师傅，而是想起了我高中的物理老师王大同，他也是因为一手电焊绝活——盲焊，常被请去处理危险地段——那些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有一次，要在十几米高的空中焊接一条管线，用工单位对这段管线要求特别高，就有人介绍了他，他凭着自己的绝活一次成功。当然，这些都是他在课堂上讲课时说的，我没有考证。后来他考上大学，毕业后分到县一中，成了一名真正的老师——物理老师，这一点与王岳翰颇为相似——他后来也成了一名业余的电焊专业培训老师。

　　合上最后一张书页，秋雨还在清洗空气，推开窗，桂花的香气更加浓郁纯粹，就像《师傅》，无论岁月多久，也不论经历多少浮尘，而真正意义上的师傅，正如拂去尘土的铭牌，总是熠熠生辉。书中有个细节令我沉思：作者多年来雷打不动，坚持每年正月初三去师傅家拜年。这个简单的行动，恰恰道出了最朴素的道理：要尊敬师长。而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本身就是一块熠熠生辉的人生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