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曾在平津战役及和平解放北平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我的父亲崔月犁是该组织的早期成员，后来他成为北平地下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本文讲的就是他和北平地下电台的故事。
筹划建立地下电台
父亲是1942年被调入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抗战胜利后改称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的。他当时在河北平山党校做校医，同时兼任校党支部书记。那一年，城工委主任刘仁看我父亲人很精干、有应变能力，了解到他在1937年曾在北平流浪过几个月，算是见过大城市，又经历了近6年抗日根据地游击战的考验，就选中他到城工委接受地下工作培训。
培训结束后，父亲于1943年潜入北平，主要工作是以医生身份为掩护，发展党组织和其他抗日关系，为根据地秘密输送人才，以及医疗器械和药品等物资。很快，父亲就凭着勤奋和超强的联络能力，在北平的上层知识分子和商界中建立了相当不错的人脉，成为城工部在北平地下党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骨干。
1947年夏，刘仁将报务员赵振民派去天津熟悉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并通过每日抄收新华社的明码电报为未来的北平地下电台练兵。两个月前，刘仁已经把另一位重磅人物派进了北平，他就是电台专家李雪。凭李雪的技术，制造收发报机没问题，关键是要设法搞到通信器材。国民党统治区内，电台是“违禁”品，直接购进电台风险太大，但是通信器材能买到。临行前，李雪一直在担心通信器材如何到手。刘仁对李雪说：“到北平后，你尽快去找崔月犁，他有办法。”
李雪给我父亲带来了刘仁关于筹建地下电台的指示，并告诉他，报务员赵振民已到北平，在国民党军联勤总部所属北平汽车修理厂电工车间，临时谋得一个电工的职位，但是住处换了两次都不够安全，请他帮忙找一个更安全的“家”，还要设法买到通信器材。讲到这儿，李雪有点儿发愁：“现在最难的是缺关系搞不到零件，刘仁说你有办法。”“关系没问题，过些天你听我信儿吧！”父亲很肯定地回答。
给电台找个家
一天上午，父亲来到宣武区内校场口老墙根16号，这是一座经过改建的两进院子。父亲来的时候，房主余谷似正在屋里洗衣服。
余谷似是父亲的老朋友，他们相识于1946年。那时父亲化名刘灏，余家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父亲几乎每星期都来开会，余谷似的责任就是利用做饭做掩护。余谷似很熟悉地下工作的规矩，不该问的一句都不多问。她只知道父亲是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并不知道他的具体任务。父亲不想在电台没落实之前把所有的事挑明，因此只告知余谷似，将介绍一个“管消息的人”和她住一起。
离开余家后，父亲开始筹建秘密电台的工作。他要找到一个可以长期供应电台所需各种通信器材的供应商，合法搞到制作和维修收发报机的零件。他找到一位老朋友，北平企业公司经理刘志义。在刘志义的掩护下，李雪在西四北大街开设了“龙云电料行”。通过电料行，设立电台需要的零件都可以合法购进。“龙云电料行”开张后，李雪成了电料行的“股东”，报务员赵振民当了店伙计。二人利用电料行提供的方便，悄悄组装了第一台发报机，并把一台短波收音机改装成一台收报机。
城工部北平地下党第一部地下电台的地点、设备、人员和掩护身份终于全部落实了。“管消息的人”——报务员赵振民化名杨桢祥，以表侄的身份搬进了余谷似的家。为了掩护这部电台，余谷似从此断绝了一切亲戚往来。
一年后，担心老在一个地方容易暴露，余家迁到了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2号。这里是独门独院，和国民党军的被服厂是近邻，可谓虎口建新家。这个“家”一直用到北平解放。
后来，城工部北平地下党又增加了两部电台，收发报人员、电台地点、掩护家庭、情报发送人和接头地点也全部落实。三套人马轮流传送情报，增加了情报系统抗风险能力。
送出无数重要情报
从电台建成到1949年1月停机，在父亲的领导下，这些“管消息的人”成功发送出无数重要情报，其中主要是军事情报。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开始后，北平地下党随时搜集有关傅作义部队调动和军用列车去向的情报，地下电台天天将这些情报发往解放区，译电员对傅作义部队的番号和驻地早已熟记于心。解放军围城后，傅作义命令修建了临时的东单机场。接到地下党报告，平津前线指挥部决定用炮火封锁东单机场，但炮弹命中率低。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实地查看炮弹落点，然后通过地下电台帮助城外炮兵校准目标，随即数炮命中，封锁了机场，防止了守军将领成批出逃。在解放军准备攻城阶段，地下党受命对各城墙的位置、高度和厚度进行勘察，之后通过电台准确报告给平津前线指挥部。
每封电报背后都有北平地下党员的惊险故事。据报务员卡迪回忆，北平解放前夕，作为平津战役总前委成员的聂荣臻经常到电台亲自看电报，每天可以看到华北地区最高指挥官傅作义的动态，除了军事部署，还包括他的心理状态。这些电报正是父亲领导的秘密电台发出的。北平解放后，刘仁告诉父亲：“聂司令员表扬了你们的情报工作。他说，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作者为崔月犁之女）
（据《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