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提出的见解不乏真知灼见，但同时也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为凭的怪论。仅以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一流高人海陶玮（1915—2006）为例，做一极简观察。

　　海陶玮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他的《中国文学论题》《中国诗歌论集》（与叶嘉莹合著）等大著，特别是他翻译的包含了许多高论的《陶潜诗集》，在英语世界有着很高的声誉。此书的水平确实高于流俗多多，但其中并非没有怪论。

　　据了解，他在《陶潜诗集》的序言中介绍陶渊明，没有采用任何史书中的材料。他认为那些史传资料不仅过于贫乏，而且皆不可信，“在他（陶渊明）的传记中和年轻好友颜延之在他逝世不久为他写的悼词中，没有任何有用的或可靠的信息”，这些传记“关心的主要是陶潜拒绝接受官职，着意过上了类似于古代贤人那种农夫生活。他被归为隐士，而非诗人”。据说在这些不可靠的资料中，连陶渊明的出生年代都没有交代清楚，是海陶玮根据陶渊明的作品并参考现代学者古直、逯钦立的研究，才把陶渊明的生年定于公元365年。

　　可事实上我们现在了解陶渊明的生平，主要的依据仍然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誄》和沈约《宋书·隐逸传》、萧统《陶渊明传》、唐修《晋书·隐逸传》和《南史·隐逸传》等传记材料。陶渊明出生于公元365年，依据正在《宋书·隐逸传·陶潜传》中。该传之末明确记载陶渊明“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依此推算，陶渊明自应生于东晋哀帝司马丕兴宁三年（365）。

　　中国的文史研究者往往过于重视作家的传记，甚至离开了有关传记便觉得寸步难行，而在文本细读方面下的功夫不足；海外汉学家则大抵相反。可谓各得其偏。

　　海陶玮又确认“以文立传，流芳百世”为陶渊明诗文创作的真正意图。这一点恐怕值得怀疑。陶渊明青年时代是看重名声的，后来他从这种枷锁里解放出来了，在诗里曾经明确地写道：“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应当是他的真心话。海陶玮似未能也不可能证明，这一层意思完全是陶渊明的欺人之谈。

　　仅此二事，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海陶玮是否过于胆大。他抛开陶渊明的某些重要诗句以及传世的基本史料，毫无顾忌地大发议论。海外汉学家往往有这样的“勇气”，我们大可不必对他们盲目迷信或过高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