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知道我喜欢地图，也喜欢收藏地图，比方我每到一个陌生地方，总会收藏一幅当地的地图。去的地方多了，便发觉，许多地名虽然很早便知晓，但只有身临其境之后才明白，所有的地名原本都不是凭空被叫响的，其来历写成一本本专著怕是也不为过。

　　喜欢地图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当年我用零花钱买了一本《世界地图册》，在一次翻看中，突然发觉南美洲大陆与非洲大陆有点儿像是被人从中间“掰开”的，二者好像可以“对上”甚至是“啮合”上。后来到初中上地理课时才了解，我的这种“发现”其实属于“大陆漂移学说”里的一部分，德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地质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早在1912年就正式提出了该学说，并在1915年出版的《海陆的起源》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其证据就包括大西洋两岸南美洲大陆与非洲大陆的轮廓吻合，而且还包括两个大洲沿大西洋两岸的地层岩石构造对应、古生物化石亲缘关系及古气候遗迹接近等等。

　　在1971年版的《中国地图册》上，天津辖区内并不包括武清县、静海县、蓟县、宁河县、宝坻县五县。因为是在之后的1973年，原本属于河北省的武清县、静海县、蓟县、宁河县、宝坻县才被划归天津市管辖。主要原因是，天津当时重新成为直辖市后，辖区范围相对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的发展空间和资源调配能力。为更好地促进天津的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其城市功能，国家决定采取一次性措施对天津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而在1975年版的《中国地图册》上，海南没有建省，尚为广东省的一部分；重庆也没有成为直辖市，属于四川省的一部分；湖北省的襄阳还叫襄樊，荆州还叫沙市；湖南省的张家界还叫大庸……这些地图上政区的变更与地名的改变，在有人来看或许微不足道，但在我的眼中却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最直接佐证。

　　喜欢地图，令我有了在外人看来颇为“别致”的喜好——出门在外，倘时间允许的话，我一定会选择乘坐长途汽车。不是那种走高速公路比高铁慢不了多少的“快客”，而是一站一站曲里拐弯走国道和省道的那种所谓“慢牛”。原因说来简单，我就是想多瞧一瞧自己早已在地图上熟稔于心的那些地名都“长”什么样子，想从与自己挤在一起的乘客们身上感受到当地人又是怎样生活的。

　　20多年前，还在媒体做记者的我，一个人从兰州出发，乘坐长途汽车纵穿河西走廊，前往甘肃与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全程1600多公里，路线为兰州－古浪－天祝－永昌－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瓜州（安西）－星星峡，几乎需经过甘肃70%的县市。这是一次我谋划已久的采访，每一站我都会下车停留一些时间，然后再重新上路。比如在古浪，那里是红军西路军“西征”最惨烈一场战役的发生地；比如到永昌，那里据说是古罗马军团后裔的聚居地，两千多年前，汉朝大将军陈汤在远征中亚的一次战役中俘获了数百名古罗马士兵，据说就被安置在了如今的永昌……记得我在酒泉的时候，在一家饭店吃饭，老板娘听我说话带有天津口音，便问我是天津人吗？我说：“是啊，我就是从天津过来的。”结果老板娘就赠送了我一个菜。老板娘说，她喜欢天津人，当年她小的时候，村里来了不少天津知青，其中有个女知青对她特别好，教会了她织毛衣，还是阿尔巴尼亚式的呢！

　　不到20年前，我背着装着几本分省地图册的背包，踏上了探访中国古长城关隘的旅程。我从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出发，一路向西，到河北易县的紫荆关，到河北唐县的倒马关，再到山西繁峙县的平型关、山西代县的雁门关、山西宁武县的宁武关、山西偏关县的偏关，再到陕西榆林市的镇北台、宁夏中卫市的胜金关，最后是甘肃嘉峪关市的嘉峪关……其间地图是我须臾不可分离的朋友。

　　喜欢地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利于工作甚至写作。2025年我的长篇报告文学《鲁班出海——鲁班工坊建设纪实》一书出版，在创作阶段，我曾采访过多位外国朋友。那时候，我脑海中常会浮现出对方所在国家的地图，于是就和他们说起他们的国家甚至是他们的家乡来。对方总会露出惊讶的表情，问我是不是去过他们的家乡。我说没去过，但却对他们的家乡有一点点了解，于是，就冲着这“一点点了解”，我与对方的距离接下来便一下子被拉近了，像是熟人，又像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