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图书市场与书刊交易，是天津工商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天津的图书交易起于何时？尚无文献记载。有学者分析：天津明代建卫后首创卫学，继而设立武学、屯学、运学，适应教学需要，必有书肆出现。进入清朝特别是经过“康乾盛世”，津门人文荟萃，著述如潮，版刻图书大量涌现，图书经营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业逐渐发展起来。

　　津门书业的行家与轶事

　　清末民初是津门书业较为繁盛的时期。当时天津的书店大体分布在：旧城厢内外，有宝森堂、求古堂、文林阁、宝林堂、新明书店、文运堂、养静斋、希古斋、清玉阁、培远书庄（后更名宏雅堂）等；河北大经路，有赵怡山书局、毓英书局、博古堂等；法租界，有文在堂、忠厚书庄、永和书局、藻玉堂等。乡贤宿儒也有投资于书业的，如前清阁丞华世奎开设宝文堂，末科状元刘春霖开设群玉山房，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罗振玉开设贻安堂。各家书店大体上都是本小、开支少、利润大。经营模式多为自东自伙或合股经营。销售则多为门市出售或串行。有的雇用一两个徒弟和帮业。

　　图书经营者的文化程度未必很高，却都有一定的素养。凭借敏锐的嗅觉和眼力、不辞辛苦的“钻劲儿”，诸多书店都曾经营和保存过大量极有价值的文献典籍。文运堂是天津旧城厢书业中的老字号，1924年设店于鼓楼东大街，主营古旧书。店主王锡林性情爽朗，善于交际，对旧籍知见广博，藏书家及读书人与其往来甚密。其所收元刻本《楚辞》《孝经》等先后售予藏书家周叔弢。文林阁也是天津的一家旧书店，早年坐落在老城厢东门里，店主叫王桂林，该店主要销售古旧书，历年经营善本书甚夥。1924年歇业。1985年天津重修宫南、宫北大街，竣工后定名为古文化街，文林阁和文运堂两个老字号书店在古文化街重新开业。

　　“买书的离不开卖书的，卖书的离不开买书的。”这是许多书业老前辈的经销理念。旧时在天津经营茹芗阁的书商杨富村常夹着布包往来于藏书家和读书人家中收书送书，谁手里有何善本珍籍他心里都有数。他听说章绍亭有一套《二十四史》，便亲去审定。这部《二十四史》，纸质洁白，书品宽大，精刻初印，杨一眼认定为殿版开化纸，当即出资购进。这一全国企足的绝罕珍本很快便由杨售予藏书家王西铭。尔后，瑞宝斋主人又由王西铭手中购出，售予恕斋主人陈一甫。杨富村历年来多经营大部头书，所得善本售予需要的人。有业内人士说杨富村待人诚恳，“做生意就像做人一样谨慎而有智慧，从不看人下菜碟，绝不做急功近利的事，因而深得客户信赖，彼此关系处得十分融洽，做起生意来，无论是对于买方，还是卖方，杨富村总能比其他老板抢先一步，而且成交率颇高”。

　　从事古旧书业五十多年的老书商雷梦辰，于上世纪40年代末到山东收购古书，在书堆里无意发现一本稿本。从墨迹、纸张、装帧几方面进行分析鉴别，他断定为《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手写的原稿，当即将它买下。雷梦辰说：“卖书的必须懂书，并且窥知读书人的心理需要，主动提供图书目录和线索，介绍有价值的学术资料，使读书人受益。”有些京、津、冀的专家、学者都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他同南开大学图书馆的老馆长冯文潜关系密切，数年间，先后为“南大”送去七八十种清代版本的地方志书。有一次，他从山东买来清朝一位亲王写给皇帝的奏折，内容涉及义和团，有人想出高价买走。但他想到，南大的冯馆长曾为大学生研究这一课题寻求过这类资料，于是，特意登门看望正在病中的冯馆长，并送去这一“奏折”，冯文潜先生异常感动。

　　雷梦辰过眼经手的古籍善本有上千册之多，他坚持把握“不是谁给钱多就卖给谁”。他把善本书卖给真心需要它、保护它、收藏它的人。对有收藏价值的文化典籍，外国人给多少钱他也不卖，只把它卖给国家图书馆与有关学术研究部门。他先后为北京图书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历史博物馆、群众艺术馆采购了数以千计的图书资料。

　　综合商场里的“图书市场”

　　旧时天津的天祥市场、泰康商场、奥国菜市等综合商场都辟有专营图书的场所，实为多家书店集中在一起组成的“图书市场”。天祥市场于1922年建成，不久三楼就出现了第一家书店——中西书店。以后陆续开办有永和书局、大陆书局、英华书局、艺文书局、耕余书局、文兴书局、北洋书局、玉记书局等50余家，所售图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古籍版本、外文资料、碑帖拓本无所不包，人们称这里为“天祥大书肆”。天祥大书肆氛围宁静淡泊，与闹市的熙熙攘攘形成鲜明的对照。来此购书的人，上至社会名流下至莘莘学子，大都流连忘返，有时一天能达到万余人。当年有不少求知者在这里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文献资料，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天祥书肆各书店都乐于为读者代订、代找图书，如果读者有困难不能前来，他们便主动送书上门。

　　天祥市场对面的泰康商场颇为“短命”，但商场内有几家书店却很值得书上一笔。曾在泰康商场内经营古旧书的店家有东莱阁、宏雅堂及主营新书、报刊的崑记书报社等。东莱阁乃北京东莱阁的分店。经理刘仪国于1937年11月来泰康商场二楼设业。刘在古旧书行业中为少壮派中的实干家，但因当时古旧书业多萧条不振，不得不撤店回京。宏雅堂的老板叫张树森。他于1939年将培远书庄由东门里大街迁至泰康商场后，更换店名为宏雅堂。此人精通版本学，业务经验丰富，故收售善本最多，获利颇丰。他曾伙同北京保萃斋的韩凤台在北京文奎堂以2000元购得宋版《礼记集说》一部，32册，经东莱银行少东刘子山介绍，定价4000元售予天津范某。他还购得明嘉靖刊本《方氏墨谱》一部，两函，白绵纸，善价售予王某。王某回家后，查点书页，发现书中缺八俊图墨一页，第二天带着书找张树森谈及缺页之事，张答应予以抄补。于是他从北京同业那里借来一页，嘱其帮伙吕清柱勾画补装。吕整缮后，张交王一看，王某复查两次竟未能认出此页，后经张树森指出，王某又细细审视始知其页为补。他对张的精明和吕的技艺赞不绝口。

　　奥匈帝国在天津的租界仅维持了17年，却建起了一座菜市场，人称“奥国菜市”。当年这座“大杂烩”的商场里，最为显眼的是几家规模不同的书铺，其中聚文山房笔墨书庄尤其引人注目。这个书铺原在河北三条石大街，后来才迁到奥国菜市。店主叫张廷书，他是河北省冀县人，很有经营头脑。所卖书籍全是《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弟子规》和《四书》等木板书。他销售的《天津地理买卖杂字》，书前即标“天津聚文山房书庄民国十八年版”的字样。全书约2400余字，“二、三、七”言为一组的句式，纯用天津方言，内容涉及二三十年代天津的地理概貌、商业字号、著名社会人士、各个租界及其所开设的洋行、市民生活状况及清末民初政局变幻等。该《杂字》问世后连续再版，发行时间历数十年之久。

　　聚文山房还大量倾销“小唱本”。其种类有京戏的《四郎探母》《打渔杀家》《空城计》《二进宫》，梆子戏的《蝴蝶杯》《大登殿》《喜荣归》《打狗劝夫》，蹦蹦戏（评戏）的《花为媒》《纺棉花》《王少安赶船》《马寡妇开店》，曲艺有《大西厢》《闹江州》《宝玉探病》《黛玉葬花》，以及包括多出戏的《戏考》和《戏剧大全》等等。所印刷的小唱本，除在天津附近售卖，还远销东北各地，是很受大众喜爱的读物。

　　聚文山房通过出书宣传抗日思想、激发中国人的爱国情绪尤为世人称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聚文山房主人与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等组织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合作，利用他出版的戏曲小唱本如《叹五更》《妓女悲秋》《小寡妇上坟》等原来很通俗易懂、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词句，改写为控诉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老百姓进行迫害残杀的暴行，秘密发行到各地农村乡镇。

　　滋养文人学者的大小书肆

　　天津的大小书肆被人称作“知识的海洋”，很多文人、学者在这里得到了知识的滋养和文化的熏陶，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梁启超、徐世章、金梁、章梫、卢靖、谢国楨、赵元礼、陈少梅、刘奎龄、刘子久等著名学者和书画家都曾受益于天津的书肆。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在《津门旧书店》一文中特别提到了天祥书肆，深深表达了他对这里的怀念。他说：“有时店堂清闲，老板还会邀请我这位常客坐坐，端上一杯‘高末’清茶，饶有兴味地谈论些关于书的知识，那都是他几十年书贾生涯的经验之谈，尤其是版本目录方面的内容时时引起我极大的兴致，我那时知道的什么‘金镶玉’‘四大千’‘鱼尾’‘黑白口’‘黄批顾校’‘活字本’和‘精刻本’等知识，都是从一位60多岁的老板口中学到的，也许这些知识给我埋下了后来专攻古典目录学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