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马年是我的本命年，曾经的野丫头也步入了花甲。我常给人以静气、淡然、知性的印象，那是因为环境和岁月掩藏了“野气”。

　　母亲过世那年，父亲的生活失去色彩，空寂孤单。我和小妹决定暑假带父亲去梨木台散散心。我们游览风景时，路过一座小桥，看见零星游人沿着溪边漫步。小溪从山上流淌下来，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石头在水中央，水流绕着石头，哗啦啦地响着，拥着一簇簇浪花不急不缓地向下游跑去。熟悉的风景让我想起了村里那条欢唱的小溪，便情不自禁地走向溪边。我让父亲在岸上等候，自己飞快地脱掉鞋子，卷起裤腿，踏进小溪，稍后又跨上一块大石头，摆出金鸡独立的架势，双手时而舒展张开，时而并拢高举向天空。“这还是我印象里的姐姐吗？”小妹忙用手机拍照，要把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姐姐难得的“野气”记录下来。“赶快上来吧，别着凉！”父亲在岸上喊，声音里揉着关爱，眼里带着笑意。我好像又成了上树捋榆钱、下河摸鱼的野丫头。

　　儿时，我和二哥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讨爷爷嫌的。爷爷脾气暴躁，是家中的“最高领导”，典型的封建家长，说一不二。他不准我们夏天游泳、冬天滑冰，不准我们打架、掏鸟窝，更不准我们回家太晚……唯独允许我和二哥爬树。那时候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宽裕，开春青黄不接的时节，榆钱就是最抢手的鲜蔬。院子里有几棵高高的榆树，我和二哥得配合着捋榆钱，这是家里交给我们的任务，一来二去就练出了爬树的好本领。

　　我在天津市区成家后，逢年过节都要回农村老家。每次回去，我和先生都要领着外甥、侄子们玩耍：夏天带他们挖幼蝉做吃食，秋季逮蚱蜢炸着吃，满是野趣。现在回头看，是爷爷当年给我打开了“野性”的开关，这份“野”就慢慢在骨子里扎了根。

　　8岁时，我学会了骑自行车，骑的是那种铁管焊出来的非标准28大杠，俗称“铁驴”。9岁刚能够到脚踏板，我就敢骑车二十里地去外村挖菱角，回家才发现大腿被车梁磨破了。10岁那年，我还骑着这台“铁驴”在路上追过陌生小伙子。

　　那天大姐骑车驮着我去外村合作社买东西，刚出村口，她碰见了同学，两人停下来在路边聊天。我推着车等得无聊，就跨上车骑着玩。恰在此时，一个小伙子骑车风驰电掣般地“飞”过去。我从没见过骑这么快的人，当下就蹬车追了上去。他在前面骑，我在后面猛蹬大“铁驴”，他越骑越快，我跟着穿过第一个邻村也没追上。追到上坡路时，他一溜烟儿地骑得更快了，我望尘莫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浑身上下都冒汗，只能调转车头慢悠悠地骑回来。大姐问我去哪了，我说去追了个骑车的小伙子。大姐说我吃饱了撑的，真是个野丫头。

　　那些撒野的日子像撒在田埂上的种子，风一吹就往心尖里钻。没过多久，村里那场难得一遇的“大河翻坑”，又给了我一次撒开欢疯玩的机会。

　　“大河翻坑啦！快去捞鱼啊！”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几个村庄。那是我这辈子唯一撞见的一回，从那以后再也没遇上过。大河叫周河，村里人都称它为“大河”。那年夏季雨水很少，绕过村庄的那段河，枯水期的水量比往年下降得厉害，河床裸露，河水又浅又浑，鱼在里面乱蹦乱跳。河两岸的大人小孩全赶来了，河滩上的人比水里的鱼还多。

　　孩子们带着家中的“工具”，花样多得数不过来：竹筐、粪箕子、化肥袋子、塑料兜、水桶、洗脸盆……河里人多，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我跟二哥挤在水里，脚底下大鱼钻来钻去，好不容易摸到一条，它打着挺儿就从我们手中滑走了，我只好扑进水里去逮。为了抓一条两尺长的大鱼，我几乎把浑身力气都用上了，它连着挣脱了好几回，最后还是被我紧紧搂在怀里，装进了化肥袋子里。

　　11岁那年，爷爷因脑溢血匆匆过世，也像是顺手关上了我身上那道“野性”的开关。后来参加工作，我的性子慢慢磨得沉稳内敛，不张扬、不浮躁，一门心思扑在岗位上。在工厂工作的那些年，我先后获得过各层级的优秀员工、优秀女工、“三八”红旗手、优秀政治思想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如今回头想，这份肯吃苦、不服输的劲儿，说不定就来自当年那股“野”的底色。

　　是乡野水土养出了我这份“野”性，我就像田埂上的蒲公英，带着一股旺盛的生命力，质朴坦荡、向阳而生，在风风雨雨里摔打淬炼，一路往前追风赶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