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司马光，大家都知道他是史学大家。他主编的《资治通鉴》被称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与太史公的《史记》并称“史学双壁”。其实司马光也是一位大文学家，除了在诗词和散文上的成就以外，在杂文上的造诣，也足可垂范后世。

　　司马光喜欢读书，大量阅读典籍，也喜欢写文章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时事的看法，他一生写了不少杂文，如《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甘罗》《范雎》《秦坑赵军》等，篇篇都是杂文精品。他的杂文无不为感于时事而言，为“纠挽流习”而发。苏轼称之为“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

　　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22岁的司马光在为父居丧期间，为排遣悲伤和寂寞，发愤读书作文，思考社会问题，写出了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杂文。最著名的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等等。

　　在《贾生论》中，司马光开门见山，直抒胸臆：“世皆以贾生聪明辩博，晓练治体，若遭明主，当治世，诚得尽用其道，三代可复……愚以为贾生学不纯正，虽有俊才，任之为治，必不效矣。”意思是，世人都说贾谊聪慧博学，通晓治世方法，如果遇到明主，肯定会才华大展，创造大的业绩，我却以为，贾谊的学问不纯正，虽有才华，但终必不堪大用！

　　司马光还对贾谊废儒学、扬法家的主张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不能以道辅人主，镇抚诸侯，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欲疏骨肉，断慈惠，视仁义为虚器，操刑法为利柄，剪周、孔之夷途，树申、商之险术。”他旗帜鲜明地批评贾谊：“夫唯材高而道不正者，君子恶之。”

　　《贾生论》区区数百字却简洁明快地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一言不妄，一字不虚，堪称杂文经典。

　　司马光饱受儒家思想浸润，清正自守，俭恭信义，其见解也深远卓绝。最能代表司马光这种境界的，无过于他的杂文《才德论》。

　　在这篇杂文里，司马光提出自己的识人用人观点，认为许多人“才德不辨”，将有才或有德的人“通谓之贤”。此说大谬，会看错人、用错人，从而误事误国。

　　他大胆地认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何其振聋发聩！

　　《才德论》观点鲜明，论证缜密，文字美感和思想穿透力，古今杂文很少有出其右者。

　　司马光和同样是北宋时期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的王安石本来是好朋友，终因为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他们之间是“君子之争”，虽然经常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却绝不相互贬损人格，搞人身攻击。

　　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在司马光看来，有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学圣训。虽然王安石风头正劲，且有皇帝支持，司马光还是接连给王安石写信，表达反对意见。这就是有名的政论性文章——《与王介甫书》。他在其中批评王安石：“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还指出了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而坚定进行改革的王安石也毫不含糊，当即奋笔疾书，回击司马光的批评，于是就有了同样名留青史的杂文——《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在回信中辩驳道：“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应该说，无论是《与王介甫书》还是《答司马谏议书》都是古代杂文的典范。两人不但为后世树立了“君子之争，和而不同”的典范，也成就了中国古代杂文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