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骨子里，书房情结根深蒂固。书房乃幽静雅趣之所在，故而华屋也好，陋室也罢，首在以物言志。同时文人本色须贵有书卷气，推崇精神世界的丰富，不可贫乏，这一点上，虽帝王贵胄概莫能外。

　　格调不乏，自然“信是闲中好，相忘古话长”。书房古称书斋，文人们后来做了如此改称，是文人藏书、阅读、书写、思考、起居的空间。出鸿儒硕士，自是书香满斋室。又雪夜闭门，安坐小室成一统。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冥然兀坐，万籁有声。只不过，书房却往往比居所的其他房间更能反映其主人的个性、品位、志趣、爱好。在这里，铭志、怡趣、寄情，自成天地。

　　书房有很多雅号，斋、堂、屋、室、轩、园、馆、居、亭、庐、庵、洞……如此寥寥一字代称，却往往能够透露出其主人偏好的不同。根本上，无非是文人给自己物理空间的“赋形”。心有所属，寄托于物，乃君子之心。既是一种生活态度，情趣亦在其中。

　　书房消遣了古代文人大部分日常时光，所以在规划、设计、布置方面，古代的文人都特别用心。有时虽受空间局限，但必须明净，心舒神畅。陈设以临窗摆放的书案为中心，皆因临窗的左上方光线最为适宜读写。书案后边通常有一把四出头椅子、扶手椅或圈椅。另有一个禅凳，一高一矮，围绕着书案。条件允许时，在书房之侧还会另设一间小小茶室，储放茶具尤其是炉、炭等，以供主人与宾朋一起品茗长谈。

　　唐代诗人刘禹锡将其居室兼书房名为“陋室”，并通过一篇仅81字的《陋室铭》，描绘了自己书房的简陋，表现出高洁脱俗的志行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其实，刘禹锡以此已道出了书房的真谛，重要的不是空间的繁芜奢华，而是精神的丰盈高尚。他的“陋室”，因此成为中国文人书房的精神标杆。

　　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铭”和“箴”放在了一起，旨在提醒自己要不断反思自省。因而兼具了以上要素的刘禹锡的《陋室铭》，一直以来都被古代文人视为了关于书房的名篇佳作。

　　精神充盈的刘禹锡还高兴地把自家的“陋室”，与“诸葛庐”“子云亭”相并列，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谱系建构。他这是在表明，自己所归属和追求的，并非权贵之门和荣华富贵，而是历史上品德高尚、安贫乐道的那些先贤传统。

　　从此“谈笑有鸿儒”的书房场景，便被文人士子普遍向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也成为古代文人追求志行高洁、安贫乐道的寄托。在书房书写或悬挂《陋室铭》，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布衣庶民，都自觉将其视为一种警醒和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