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张五”，原名张锦文，是天津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时至今日，仍有“海张五修炮台——小事一段”的歇后语流传。在天津著名历史人物中，少有身世像张锦文那样扑朔迷离者。仅仅对“海张五”这个绰号中“海”字的由来，就有“海仁”“觉罗海瑛”等不同的说法，但都没有可靠的史料支撑。另外，对他依靠盐业发迹的过程，前人所记有不详、不确之处。近日，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数件关于海张五的档案，对以上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长芦盐运使的长随

　　咸丰元年（1851）七月，张锦文被盐商郭逢暤、郭福来父子告至都察院。此案卷宗中留存了张锦文身份的真实信息：“海张五即张锦文，隶籍天津县。”“海张五系前任长芦运司海忠长随，于道光二十三年报捐卫守备职衔。”“在前任运司海忠署内管厨，并管零星银钱出入，系属长随，并非家奴当门丁（看门人）。”由此确定，海张五的“海”字来自于海忠，他的身份是长随。所谓长随，是官宦人家雇用的仆役，并非卖身家奴，可以随时离开雇主。张锦文在海忠手下的职责是管厨、管银钱出入，是天津县人，

　　海忠是正红旗满洲那丹珠佐领下人，蓝翎侍卫、候补道衔，当过山海关监督、承德知府、热河道等官职。他干得最出色的是承德知府，留下了纂修《承德府志》等政绩，得到了“勤干廉明，听断平允，才优政裕，办事精详，洵为知府中出色之员”的评语。道光十四年（1834）二月，海忠被调到天津署理长芦盐运使。此时正值长芦盐商最艰难的时期，十一月，海忠经不住盐商们请求，向朝廷提交了缓交盐税的建议。道光帝认为他的建议动摇盐务稳定，将他撤职。道光十五年三月，海忠办理完交接后从天津启程回京闲居。道光二十年，海忠被追缴在长芦盐运使任上收受的陋规银两，因为无力缴纳，将自住房产典押，又向亲友借房地产典押，还卖了衣服什物。此后他一病不起，数年后就去世了。所以，海忠并不是个显贵人物。

　　档案中只说张锦文是海忠的长随，却未说明他是何时、在何种机缘下投效在海忠门下的。前人关于张锦文身世的各种说法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年轻时曾远赴沈阳（盛京）地区谋生，依据的都是天津坊间口传。对于张锦文的远徙，只知大致方位而不知其详，所以将承德附会为同属热河的盛京、将知府附会为将军，是极有可能的。由此来看，张锦文似乎在海忠任职于承德时就已是长随了。至于他在此前的经历，档案中并无记载。据《张公建祠志》，张锦文“世居直隶天津府天津县，民籍，家贫少孤，事母至孝”。

　　如何成为“大盐商”

　　张锦文盐运使长随身份虽然低微，却是实实在在地插手盐务事宜，而且和上至运使、运同等官员，下至运司署的银匠、书办等胥吏都说得上话。张锦文和运署的门丁、银匠结为盟兄弟，然后利用关系网来牟利。当时长芦盐商疲敝，频繁向盐务衙门求取扶助或宽缓政策，同时大量盐商被参革破产，有数不清的引岸（盐商的专卖区域）、存盐（未能售出的盐）及其他财产、债务、罚银需要处理，盐务衙门的胥吏们大有可操作空间。张锦文从中牟取一些灰色收入，并非不可能。另外，他还经营与盐业有关的席麻等产品，获得了不少利润。

　　道光二十三年（1843），张锦文捐得一个守备职衔。道光二十五年，他以八千一百两（白银）的代价买入破产盐商潘复兴的房产。道光二十七年，盐商郭松年欠张锦文席麻价银六千两，又以安阳、林县引岸作为抵押，向张锦文借银三千两。可见在这一时期，张锦文已经发家致富，而且资金充裕。安阳、林县两处引岸及其所抵押的债务，后来几经易手到了郭逢暤手中，债务总额提高到了一万余两。十一月，郭逢暤刚刚卖盐完毕，张锦文立即来到安阳、林县引岸，从卖盐银内强行收回欠银七千两，并告诉郭逢暤，来年办运时会再借给他成本银，但当郭逢暤再次向他借银时，被张锦文断然拒绝，郭家因无力缴纳正课及购盐运销，不得不退出了盐业经营。

　　当月，长芦巡盐御史沈拱宸开始对河南那些无人认领的虚悬引岸实施“捆运”，也就是由官方委派人员，将那些参革盐商被封存的坨盐运往悬岸销售，以避免当地百姓无盐可买以致购买私盐。张锦文受到沈拱宸委派，从天津盐坨领到坨盐五千余包，捆运接济河南二十州县。捆运者虽然要上缴盐利，但由于无需购盐成本且销无定额，因此也是有利可图的，更何况对张锦文这样没做过盐商的人来说，这也是个锻炼盐务的好机会。由此可见，虽然海忠早已卸任，但张锦文在天津的盐务领域早已树大根深，甚至与长芦盐区最高盐务官员巡盐御史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二月，清政府决定将河南二十个虚悬引岸全部改行票盐（商人凭政府发给的盐票运销盐，不同于垄断世袭的引盐。）招商领运。商人领运票盐，不像领运引盐那样需要缴纳巨额的引岸窝价银，运盐时也不必履行那些繁琐的手续。票商同样被指定引岸，“如有侵越，即以私论”，已经与引商一样具有垄断专卖性质。为了鼓励商人，清政府甚至允许他们在票商和引商之间自由转换：“若票贩畅行，商欲改票，商有起色，票欲改商，皆可听其自便。”实际上已将票商和引商的界限打破了。张锦文因曾受委派捆运河南引盐，所以水到渠成地进入票商之列，在道光二十九年得到了浚县引岸食盐的销售权。他为自己的票盐生意取字号“义兆霖”，这就是后来张家“益照临”盐店的前身，也是很多官方文件称张锦文为“票商”的原因。此后，张锦文不断扩大经营规模，逐渐成为天津首屈一指的大盐商。

　　“贱民”身份的阴影

　　咸丰元年（1851）七月，郭逢暤父子到北京都察院控告张锦文，列出了八项罪状，但大部分都有诬告成分。十一月份案子审结，张锦文因强行将安、林引岸盐价银收入己囊而被坐实了“侵吞帑课”的罪名，被判“杖一百、徒三年”。但都察院判决原借款人郭氏“分作十年归还海张五清款。”这是一个对张锦文十分有利的判决——只要他手里有足够的财富，徒刑、杖责都可以避免。张锦文随后向朝廷缴纳了二万两赎罪银，咸丰帝下旨：“张锦文着准其赎罪。”

　　郭氏父子的控告虽然并没有让张锦文伤筋动骨，却让他感到极其难堪。他们的指控中有一款是“海张五随姓家奴派充门丁，违例捐纳职衔”，对张锦文的身份发起了攻击。这个指控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大清会典》明文规定：“四民为良，奴仆及娼优、隶卒为贱，”并且“长随亦与奴仆同。”《清史稿》记载，清朝“官吏俱限身家清白，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长随不得滥入仕籍”。针对郭氏父子的指控，张锦文辩称自己并非海忠家奴而只是长随，但是即便作为长随，他也不属于朝廷规定的“身家清白”之人，而且这个身份的下贱程度“与奴仆同”，当然没有资格捐职。在最终的判决中，张锦文因“以长随冒捐职衔”而被革去了守备职衔。刚刚用职衔淡化了自己身份屈辱感的张锦文，又灰头土脸地回到了贱民行列。

　　此后，长随身份成为张锦文挥之不去的阴影。咸丰三年（1853），为了应对北伐太平军，清政府号召官民捐资修造炮位，张锦文以票商身份一次性捐出白银一万两，并且配合清政府协防天津，筑台开壕，捐资练勇。历来盐商有大贡献，朝廷必然会给予议叙奖励。但是吏部尚书柏葰在酌定张锦文奖励时却拿不定主意了，因为他了解到发生在两年前的“郭张控案”，对张锦文的身份起了疑心。于是他向正红旗满洲分旗佐领咨查，后者随即将海忠妻子赵氏关于张锦文并非家奴的保结送来，但柏葰仍然不敢自作主张，于是将此事上奏给咸丰帝“圣裁”。咸丰帝亲下谕旨：“津商张锦文，着赏五品顶戴并花翎。”张锦文依靠巨大的付出，终于又一次脱离了贱籍。实际上张锦文早就预感到身份将会带给他的尴尬。在捐银一万两的同时，他特意递交了一纸呈文，说明自己原有守备职衔被革的原因，以及捐银赎罪的经过，特别强调自己并非家奴，只不过曾经为海忠管理杂务而已。

　　咸丰帝的谕旨并不意味着他和他的大臣们不再在乎官员是否“身家清白”。咸丰五年（1855），户部拟定了《推广捐输章程》，试图扩大纳捐范围以弥补军饷不足，其中有一条是“并非契买家人（卖身家奴）准捐虚衔”，“仅系曾充长随之人”，如果捐资助饷至一万两以上者，可赏给五品虚衔，捐资数千两者依次递减给予虚衔。户部之所以敢提出此条，就是以咸丰三年张锦文被赏给五品顶戴作为依据。但是吏部坚持认为“长随虽与家奴不同，究属贱役”，而且其中多有“侵渔婪索”之徒，乃是“奸蠧之尤”，张锦文的破格议叙乃是特例，如果这类人大量进入官员队伍，将会导致贵贱不分，政体混乱，名器败坏，是非常严重的。这些意见得到了咸丰帝和军机大臣的肯定。

　　事实证明，清廷并没有忘记张锦文的出身，“长随”这个身份将会和“海张五”这个绰号一样，成为张锦文努力想要摆脱的标签。这也许就是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后来又不计成本地帮助清政府应付英法联军的内在动力。讽刺的是，那个时候，岌岌可危的清政府已经顾不得张锦文的身家是否清白了，从皇帝到大臣一次次给予他赞扬、恩赐，最终赏给他的职衔竟达到了一品，他在天津人和朝廷上下的眼中变成了“尚义可风”的国之柱石。越是如此，张锦文及其后人对他的身世越是讳莫如深，于是其他人便无从探知真相，而只能捕风捉影地猜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