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械动力出现之前，犁地这样的力气活儿是需要畜力的，所以马进入人类社会的时间非常早，并成为六畜之首。在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马是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军事活动的主要工具，文艺作品对马的描述与摹写更是屡见不鲜。

　　法国博物学家兼作家布封把驯化马匹称为“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并梳理总结了马的多种美德：无畏的精神、驯良勇毅、舍己从人等。我国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马的释义为：马者，怒也，武也。自古以来马与人的关系在中外文学作品中繁复众多，风驰电掣的马承载了人类对于浪漫不羁和忠诚不弃的双重向往，无论是自由还是责任，二者不仅是人和马共同面对的命运，也是艺术创作的永恒主题，尤其是在国人的心目中，马是勇敢、勤笃、忠贞精神的象征，可以说马就是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龙”。

　　马的迅疾快捷和飘逸俊美在现代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绘画中得到尽情疏解和完美展现，其代表作《奔马图》采用大角度透视的手法，笔触雄厚，设色清淡，线条刚健，以马腾空的一只后腿和交叉在一起的前腿，彰显马疾驰奔跑的速度，大有痛快淋漓、潇洒风流之概。而昂首奋蹄、鬃毛飞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骏马早在我国古代文人笔下就有所体现，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曹植笔下“视死忽如归”的游侠儿就是骑着名贵的高头大马走向读者，“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但曹植诗中的侠气与李白眼里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侠气相比，还是有些小巫见大巫。

　　阅读视野中和欣赏视域中的马，大多命运多舛、时运坎坷，使读者和观赏者唏嘘短叹、慨叹不已。1899年10月的一天，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一个人走上空旷的街道，恰巧看见一个车夫正在用鞭子抽打一匹马，尼采赶紧跑上前去，面对着车夫紧紧抱住马头放声大哭。当伟大哲学家的泪水洇湿了马的脸部时，人们也许无法窥探那匹马彼时的心理状态，而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却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书中洞悉了尼采的真实心灵，昆德拉意味深长地说，尼采这一动作的主要目的是，他正竭尽全力替车夫向这匹马表示忏悔与道歉，也就说在尼采眼中马是有灵性有尊严的，它有着与人类同样高贵的心灵，而向包括马在内的一些生灵道歉，就是在救赎甚至拯救我们自己。此事发生的第二年，理智缺失、精神失常的一代哲人尼采怆然去世，昆德拉更是据此认为，尼采的精神失常，就是在他抱着马头失声痛哭的那一瞬间开始的。当然，此种观点只是昆德拉的一家之言，读者不妨姑妄听之，可存信存疑。但上述这则故事，却是马在书页中对读者的一个小小凝望，画面感浓郁而明晰，残暴和温情互见。

　　俄罗斯文学中也有关于马的不朽的文学著作，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巴别尔的《骑兵军》，那些马背上的哥萨克骑兵和他们胯下的顿河马，均是人类文学史上最鲜明的形象。然而，俄罗斯文学中也有对于马的不公正待遇。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写了一匹名叫霍斯托密尔的花斑马，它曾经是骠骑兵军官谢普霍夫斯卡伊的坐骑，霍斯托密尔将自己最青春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奉献给了其主人，但是冷漠凶残的主人谢普霍夫斯卡伊却并不疼爱和珍惜霍斯托密尔，一次谢普霍夫斯卡伊策马追逐他逃跑的情妇，导致霍斯托密尔积劳成疾毁掉了自身健康，从此以后，霍斯托密尔被谢普霍夫斯卡伊反复转卖，每个新主人都对霍斯托密尔拼命折磨，霍斯托密尔在辛勤劳顿中生命走到了尽头，“屠夫在它的喉咙里弄着什么，它感到了疼，接着就有一股液体像泉水般流到它的脖子和胸口，它最后吁了一口气，觉得整个生命的负担也减轻了。”托尔斯泰细腻的笔墨触及了霍斯托密尔的内心深处，这种象征笔法和拟人描写，一方面使读者对霍斯托密尔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之情，另一方面也使读者在霍斯托密尔身上看到了人类中某些类似的形象。

　　在英国文学中马也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通过改编电影而为世人所熟知的小说《马语者》就是其中翘楚。然而马在英国文学中的形象有时也比较悲惨和凄楚，如大作家托马斯·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描写了马的艰窘与悲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在英国完成原始积累的工业文明中，马匹竟然也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由此观之，一部人类发展史是与马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