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秋至1914年冬，弓仲韬在北洋法政学堂求学的三年时间里，接受了扎实而全面的文科教育，亲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风云变幻，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结识了李大钊等北方政坛重要人物，奠定了他走向革命的早期基础。

　　弓仲韬在津学习若干情形

　　弓仲韬在津求学的资料很少，我们只能根据这些简单的信息作些浅近的推测。在1913年《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录》的《附录》，张恩绶长校时编纂的同学录中，有登记弓钤，字仲韬，22岁，直隶安平人，联系地点为“本县高等小学”。同年白坚武27岁，李大钊25岁。照此推算，弓应比李大钊小三岁，如果李大钊生于1889年，弓仲韬应生于1892年。有说弓仲韬生于1886年，似不确。

　　其次是弓赴津求学的动机。既然投考法政学堂，弓的动机自应是学习法政，为未来投身政治服务。此时，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已经失败，青年学生的政治立场趋于激进，“立宪派运动失败，而革命派进行越发有力，从此立宪派的人也都倾向革命”。这也大体应适用于青年学子弓仲韬。其实安平至津没有直达火车，衡水赴津须绕道北京或德州、沧州，但保定和北京的法政学堂都不招收小学生，只有北洋法政学堂开设中学班，招收高小二年以上程度同学。天津是清末北洋新政的试验场，是国会请愿运动的风暴眼，“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所以我校在政治运动史上，很关重要。”（李大钊全集.第四卷, 2013）这是弓舍近求远到津求学的主要原因。

　　北洋法政学堂中学班学制8年，中学5年毕业后直接升入本科，“宣统元年……八月添设中学，招第一班学生八十人。” 宣统元年即1909年。按每年一班推测，弓所在中学三班应为1911年秋，辛亥革命前夕入校。1912年，学堂更名为学校。1914年，该校吸收了其他两个学校，改名为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仍设在天津，“是年……中学第三四班百人，亦于十二月间奉饬合并归入南开毕业，自是停止招考中学班。”（张树义，《法商学院年刊·本院院史》1931年6月）据此，弓1911年9月前后入读北洋法政学堂，1914年12月离开直隶法政学校，这是他在津求学的大体经历，与李大钊有1911年9月到1913年6月近两年交集的时间。

　　法政中学的学术训练

　　根据1909年颁布的《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文科中学“以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为主课，而以修身、算学、博物、理化、法制、理财、图画、体操为通习。”“主课各门授课时刻较多，通习各门较少。” 按部颁文科学堂章程，前四年每周读经、讲经每周十课时，“春秋左传，每日约二百字，读性稍逊者读节本亦可。”中国文学，包括读文、习字和作文，7课时。外国语，包括读法、习字、会话、文法6课时。第一年、第二年中国历史、地理每周3课时，第三年设中国史及亚洲各国史3课时，外国地理2课时，第四年外国历史和法制大意共3课时，设外国地理2课时。算学，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每周共3课时，按难易程度逐渐开设。根据1911年招生广告，北洋法政学堂中学班的外语“以德语为主兼习日语。” 由此可见，弓仲韬在天津的学校教育，除了数学和理化等通识学习外，大量的古典文献研习，中外文学和史地课程构成其学习生活的主干，这为他的中外语文和史地知识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学术基础，是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宣传和组织革命活动的文化前提。

　　弓仲韬与辛亥革命

　　弓所在的北洋法政学堂，特别是中学，很是群集了一些激进师生，如老师白雅雨，一班同学童启曾、于树德、王宣，二班同学童冠贤等人，都是学堂乃至津门革命派的主力。“十月革命起，地理教员白毓崑，学生于树德、王宣、凌钺诸人同时奔走革命。” “于永滋、王德斋两位先生是革命派中心人物。” 他们应是弓仲韬走上革命道路的最早启蒙者。

　　辛亥革命以前，法政学堂即有多人参加革命组织。1910年5月16日，天津共和会在保定开会成立，法政学堂江元吉作为天津学生代表出席会议。于树德、童启曾、童冠贤等参与发起了秘密革命组织“克复学会”，出版《克复学报》。辛亥起义后不久，天津又成立了新的共和会组织，“天津共和会是辛亥起义后，以北洋法政学堂和天津女子师范学堂为中心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公推白雅雨为会长，胡宪为副会长，与南方和京津一带革命团体联系，大概是辛亥年九月间（阴历）的事。”（于树德.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卷）

　　白雅雨等人的英勇事迹，让法政同学受到极大震撼。李大钊《十八周年之回顾》中说，“给白先生开追悼会，就在这个礼堂上。那追悼白先生挽联的字句，今天我来到这礼堂上，还仿佛有人念给我听！”《克复报》和《民立报》都是同盟会的报纸，大家“都抢着看报”，这些报纸和白雅雨老师的言传身教，应该是弓仲韬等人受到的最早的革命洗礼。

　　童冠贤（1894-1981），又名启颜，北洋法政学堂中学二班学生，后赴日留学，组织新中学会，于树德、安体诚、周恩来加入其中。童启曾，字效贤，北洋法政中学一班学生，在校参加北洋法政学会，民国后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支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立法请愿书。王宣（德斋，1890-1988），天津蓟州人，法政学堂中学一班学生，任北洋法政学会会计兼编辑部部员。凌钺，原名庆钺、子黄，河南固始人，北洋法政学堂别科同学，白雅雨、胡鄂公在津活动的主要助手，同盟会代表王葆真说“我与江浩、赵秀章、凌钺等几位同盟会同志，另有秘密的联系，有时孙谏声、白雅雨和凌钺等同来见面。”“辛亥九十月间，我在天津和白雅雨、孙谏声、凌钺诸同志时常往来，并与本省革命同志江浩……等二十余人，皆有秘密的联系。”

　　这就是说，本校中学地理教师白雅雨是天津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王葆真和江浩等人是重要指导者，中学班同学童冠贤、王宣、于树德为骨干。作为中学班同学的弓仲韬应跟他们比较熟悉，投身革命的可能性很大。因资料缺乏，难以考证。

　　弓仲韬与北洋法政学会

　　北洋法政学会是张恩绶长校时创办，张校长和同学张竞存、田解并列会长。《言治》会员录第一年入会之“弓铃”，应为“弓钤”即弓仲韬。这是弓仲韬有记载参加的重要的社会组织，该会重要人物还有潘云超、李大钊、郁嶷、白坚武等。通过它，弓与李大钊及直隶政界诸多人物建立了联系。

　　1911年9月入学的弓钤既为第一年入会， 则其入会至迟不会晚于1912年，因《言治》在1913年创刊，此时已有第二年入会者。

　　该会的领导成员多曾为国会请愿积极分子，张竞存和田解都是天津请愿同志会重要成员，调查部长凤文祺为法政学堂请愿代表；张竞存与郁嶷等曾声明把请愿余款赠给流放新疆的温世霖。除王宣和弓钤等中学同学外，会员大部分为北洋法政学堂已毕业讲习科同学及李大钊等在校高年级学生，多数已毕业同学为立宪分子，李阑增、丁宗峄、韩体乾、刘梅塘、李培真、李春荣等均曾当选顺直谘议局或顺直议会议员。

　　这些议员大多1910年前已毕业，但因该会的关系及竞选需要，可能经常回校。1909年绅班毕业的潘云超本是国会请愿积极分子，民初又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是民国新闻界名人，也是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的重要助手。大体上说，这是一张主张独特的北方政治关系网，弓仲韬因入会而加入其中，这对弓后来投身革命，建立中共最早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可提供一定方便。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法政学会还有几位衡水老乡是李大钊密友，如张泽民、李培藩、李之藩（字彦卿，冀州新河人）。也许他们正是弓仲韬和李大钊之间最早的介绍人。

　　作为会员的弓仲韬貌似并没有在《言治》上发表文章。但他应可看到机关刊物《言治》和学会发行的其他书刊。李大钊离校留日直至回国、任教北大，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重要动态，弓仲韬应该知道，当然他也可通过同学录和李采岩等其他校友获得信息。也就是说，通过同学录、北洋法政学会信息网和《言治》期刊，李弓二人可互通信息，取得联系。

　　弓仲韬与中国社会党

　　弓仲韬既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可看到《言治》，且跟潘云超、李大钊等人建立了联系，那么跟中国社会党的关系就是顺理成章的。

　　1911年11月，新成立的中国社会党在天津开始公开活动。最早组建社会党天津支部的郭究竟时任天津《醒报》总编辑，他和编辑潘云超都倾心于社会主义，社会党天津支部筹备事务所就设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醒报》馆，该报刊文说，“社会主义……手段虽异，然皆不外扶世救民，扫除君主之尊严，打破贵族之阶级，而一洗旧日专制压抑之恶政，而高唱民权，求政治上自由平等真理以求于大同。” “社会主义为二十世纪必经之阶级，未能或逃”。估计这是中国北方第一次公开宣传社会主义，这当然极大地影响了李大钊，估计也会深深打动弓仲韬，是他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启蒙。

　　1913年1月开始，中国社会党连续在天津报纸刊发《中国社会党通告》，宣布本党天津支部即将成立：

　　“今订定阳历二月二日在河北李公祠内开成立大会，届时将请社会主义大家江亢虎 张继 丁义华 吴稚晖 卢信 陈游侠 诸君莅场演说”（1913年1月《大公报》广告《中国社会党通告》）。1913年2月11日（正月初六），天津《大公报》刊发广告，说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现已完全成立，设事务所于东马路崇仁宫内。谨定于每月第一星期下午一时在本所内开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每逢星期午前开职员会，特别讲演等大会临时通告。”（1913年2月《大公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广告》）2月2日（腊月二十七）开成立大会，2月11日（正月初六）即开展活动，说明春节前后该党十分忙碌。李大钊等主持的《言治》月刊也成为社会党的重要阵地。1913年5月的《言治》第二期即开始登载社会党主办的《大同》《社会》《公论》等杂志广告，有的文章一看就知道是宣传社会主义。如《言治》本期刊载的《社会》杂志1912年目录就有《工人之无政府主义谈》《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述古》《人道》《论社会革命之理由》《均贫富浅言》等，《人道》作者卢信亦曾参加1913年2月2日社会党天津支部成立大会并发表讲演。这里的大量信息，《言治》读者都可以看到，弓仲韬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党的附属组织工党也在天津大力宣传，积极造势，目前尚不知弓是否参与了这些活动，但天津 工人踊跃入党的盛况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13年8月，袁世凯查禁社会党，李大钊与郭须静回乐亭避难。不久，李赴日留学。这些情形，弓仲韬应大体知情，这是他最早接受的社会主义熏陶，也是最早经受的政治斗争考验。

　　结语

　　弓仲韬在北洋法政学堂求学时，接受了严格的文学和史地训练，加入了以北洋法政学堂校友为中心的政治交际网，结识了李大钊等北方诸多政治人物，经受了政治斗争的残酷考验，也应该初步接触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是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于伟大历史洪流的早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