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作为古代中国地理学名著，由北魏晚期的郦道元（466—527年）所著。该书以三国时期的《水经》为蓝本进行了大幅扩充，详实记载了1252条河流，在我国古代地理学文献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水经·沽河注》中提及：“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同归于海。”这十条河流在汇入大海之前，分属三个不同的河系：清河水系、滹沱河水系和沽河水系。此外，《水经注》还记载了位于天津北部的鲍邱河水系。可以说，《水经注》宛如一个“大河档案库”，记录了天津地区的河系情况，为后世研究天津古代水系分布与变迁提供了关键的资料支撑。

　　天津的河海文化

　　清河水系

　　清、淇、洹三条河流于内黄地区交汇，汇合成清河。继而，清河径流至建成县（今河北省沧州泊头市，1949年前属交河县），将漳河纳入其中。至此，清河与漳河合流归一，共同构建起清河水系。《水经·淇水》明确记载：“（清河）又东北过浮阳县西。”郦道元对此阐释：“浮水故渎出焉。按《史记》，赵之南界有浮水出焉。浮水在南，而此有浮阳之称者，盖浮水出入，津流同逆，混并清、漳。二渎，河之旧道。”早在先秦时期，浮水作为一条自然河流便已存在。在古代地理概念中，“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浮阳县地处浮水之南却以“阳”为名，这极有可能是源于浮水复杂的水文变化。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部分河水注入浮水，致使其水系发生变迁。至郦道元所处的北魏时期，浮水故渎与周边河流已形成复杂的水系关系。浮水历经辗转，最终与清漳二水汇流。郦道元特别提出，清河与漳河在历史上曾是黄河流经的重要路径，然岁月更迭，黄河改道，二者不再作为黄河主河道存续，仅留存下往昔水系变迁的地理印记。郦道元还详细指明浮水故渎的位置：“首受清河于县界。东北径高城县之苑乡城北。又东径章武县之故城北……又东北径汉武帝望海台。又东注于海。”

　　汉高城县即现今盐山县旧城镇，隋朝时改称盐山县，位于现在的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西南20公里处。此地历史底蕴深厚，曾出土一批北魏时期石造像。西汉与东汉时期的章武县城，皆位于今黄骅市境内。西汉章武县城，现称郛堤城，位于黄骅市北二公里处，城垣至今屹立不倒，城内曾出土印有“武市”戳记的陶罐等文物。东汉时，章武县城迁至黄骅市西南三十里的古县村，即《盐山县志》所载“章武城在县西北。汉县……今盐山治北四十里。有村曰故县。村北地尚名城壑”之处。如今确实可见盐山与黄骅之间存在一条古黄河故道。该古河道始于汉浮阳县治（今河北沧县东南旧州镇），向南延伸后折而向东，途经旧城镇、堤柳庄北侧，许官、海丰镇南侧，最终于狼佗子处注入大海。河床最宽处可达二三里，海丰等地黄土堆积高达数米，据此推断，此地应为黄河尾闾区域（尾闾，指河流下游最末一段河道及其相关区域，涵盖下游变宽的河道直至入海口附近的范围，包括河口三角洲及周边滩涂、湿地等）。

　　滹沱河水系

　　滹沱河水系包含滱、易、涞、濡、滹沱五条河流。那时的水系受黄河影响较大，黄河频繁改道，滱水等河流也处于相对不稳定状态，其流向和形态随着黄河的改道而有所变化。在三国时期，滹沱河经历了显著变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为了北征乌桓运输军粮，开凿了平虏渠。平虏渠导滹沱河水北流，使滹沱河与泒水相通。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州理城，即晋代的鲁口城。公孙泉（即公孙渊，唐为避李渊讳改）发动叛乱。司马懿征公孙泉时，从幽州出兵，利用已有的平虏渠来保障军粮运输，并顺势修筑了此城。由于滹沱河曾有“鲁沱”这一别称，故而该城被命名为“鲁口”。由于鲁口处于泒河相关水运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上，依靠泒河等水系的水运，成为当时的军事和交通要地。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皇始年初大规模讨伐后燕时，曾驻扎军队于鲁口。经此一系列影响，自饶阳以下的泒河河段，转变为滹沱河的河道。入泒后的滹沱河仍然是干流，由饶阳鲁口北流至泉州县南、平舒县北，合易水、清河、沽河等河流入海。

　　易水流域涵盖范围较为广泛。据《水经·易水注》记载，易水分为北易水与南易水。书中有云，“北易至涿郡范阳县会北濡，又并乱流入涞，是则易水与诸水互摄通称”，意即北易水流至涿郡范阳县，与北濡水交汇融合，随后二者交错汇流，一同注入涞水。易水与它所交汇、融合的北濡水、涞水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代称，用一个名称来泛指这几条相互关联的水系。滱水也与易水相汇，自交汇点起，下游的易水河段，也可通称为滱水。南易水发源于代郡广昌县东南的郎山东北麓，沿途经过孔山北、西故安城南、武遂县南、新城北等地，一路东行，至文安县北与滹沱水合流。荆轲刺秦王时，与燕太子丹等人告别之处是北易水。北易水在当时的燕国境内，是燕南赵北的重要地理分界线，也是燕国南部的重要屏障。荆轲从燕国出发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在北易水畔与众人诀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名句，使得北易水成为了一个承载着侠义、勇气和家国情怀的文化符号。

　　沽河水系

　　沽河水系包含沽河与灅水。与现今状况相较，其河道位置及结构历经显著变迁。在《汉书·地理志》中，灅水被记作治水，即当今之永定河。《水经》记载灅水“过广阳蓟县北”，然而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出，“灅水又东北，径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亦载“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综合这些古籍记载可知，灅水并非如《水经》所述从蓟城北边流过。这一差异，引发了对《水经》此处记载准确性的疑问。现代地质科学研究表明，《水经》此处并非记载有误，实则是灅水河道自身发生了变迁。至少在《水经》成书之时，灅水确是流经蓟城北侧。但在此之后，灅水河道逐渐改变，转而流经蓟城南部。自灅水河道开始南迁，至郦道元所处时代，历经了漫长的岁月。期间，灅水先汇入沽河河道，旋即又与之分离，随后缓慢向南迁移。至隋代，灅水河道已南移至衙门口、马家堡一带。正是由于河道自然改道这一客观地质变迁过程，导致《水经》中的记载与郦道元所处时代的现实地理状况出现偏差。

　　沽河在与灅水汇合前先与鲍丘水合流，《沽水注》提到“沽水又东南合清河也，今无水”。即便当时沽河干涸无水，郦道元仍依《水经》篇目严谨注释，有“沽河又东南经泉州县故城东”之语。泉州县故城在诸多志书中均有记载。以《天津县志》为例，其中载有“泉州故城在府西北，汉置县”。该故城位于现今武清区城上村。近年来，在此城内出土了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其中，最能确凿证明此城身份的，当属城内出土的一个陶盆，以及在城东十公里外双口的一座西汉墓中发掘出的一个陶罐，两件器物之上均印有“泉州”字样，宛如加盖了明确的身份标识。康熙年间所修《武清县志》载：“武清县本为古泉州。”又提及：“东汉末年，泉州县治所迁至三角淀，县名亦更改为雍奴。”《读史方舆纪要》称：“雍奴城，位于县境之内，乃东汉所置县。据《城邑考》记载，唐朝时将雍奴更名为武清。明朝初年，因水患侵袭，治所迁至现今位置，距旧城八里之远。”综合这两部典籍的记载，武清县的历史沿革脉络得以清晰呈现。

　　鲍丘河水系

　　鲍丘河宛如一道“分界线”，将天津北部区域进行了自然分割。《水经》对其记载惜墨如金，仅以“鲍邱水从塞外来，南过渔阳县东，又南过潞县西，又南至雍奴县北，屈东入于海”寥寥数语概述。郦道元为之所作注释，内容极为丰富，从河道的走向变动，到其流经区域受地形地貌、水系交互影响所呈现的复杂变化，均作了细致的考释和探究。因篇幅限制，这里仅作扼要概述：鲍丘河发端于雍奴县旧城之北，一路径直向东奔涌。在其流经过程中，最先与泃河交汇融合，合流后的水系持续向东推进，又东合泉州渠口，接着，庚水注入鲍丘河。随后，鲍丘河流经秦城区域，又接纳了巨梁水。自吸纳巨梁水后，鲍丘河的流域范围得以拓展，南面可延伸至滹沱河流域，西面能够抵达泉州、雍奴一带，东面则径直延伸至大海，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水系格局。

　　与鲍丘河有重要关联的，还有颇具历史渊源的人工运河——新河。此运河系曹操主持开凿，意义重大，成功连接了鲍丘河与滦河这两大水系。《水经·濡水注》对新河故渎有详实记载：“渎自雍奴县承鲍邱水东出，谓之盐关口……与泃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盐关口大致位于现今宝坻城关区域，新河延伸至此，与自南面而来的泉州渠交汇贯通。新河一路向东，经宝坻城关后，截断了自三岔口南部奔涌而来的柘河。此后，新河折向东北，流程中一分为二：其一为细小支流，径直向东南奔腾而去，最终汇入大海；另一则为主河道，自分流处继续东进，与封大水交汇，二者汇流之处称作交流口。经考证，封大水即当今的陡河。交流口位置大致对应现今的江洼口。

　　新河那条南下入海的小支流，其走向与现今蓟运河基本一致。可惜的是，新河向东流淌的主河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堙没无存。结合周边地理环境推断，其河道应是沿现今宁河县境内泥河一线，穿越油葫芦洼，途经丰南县，一路东流入滦河。新河在后世亦多有利用。《读史方舆纪要》载，明成化十七年，管粮郎中郑廉提议从丰润还乡河开展漕运，路线为自还乡河东行，经陡河至沙河，越过陡河后，再抵达清河、滦河。有人说，郑廉此提议参照了魏武帝曹操时期新河的规制，足见明朝仍在沿用这条古老河道。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指出：“昔在汉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广。”意即汉代时期，海水态势汹涌，如猛兽般肆意吞噬沿海低洼之地。今经实地观察，以天津西郊西部为起点，向东呈辐射状分布着一系列岭地。该区域范围北起七里海，南至独流减河，由众多高大黄土台组成。深入研究岭地之间的地貌，可见潟湖、古河道等不同形态。在对土台下方土壤的进一步考察中，发现了有孔虫化石等海洋微体古生物遗迹。分析表明，这些土台主要由泥沙经长期堆积形成。由于该区域曾受海潮作用影响，土壤中出现海洋微体古生物遗迹符合自然规律。这一系列地质特征与古生物遗迹的发现，有力地印证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相关记载的权威性与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