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名言被广为引用：“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但这句话里有一种将苦难神圣化的倾向，我并不认同。最近我读到这样一段对话，有记者问作家韩浩月：“前几年，北京大学一名女生《感谢贫穷》的文章获得了很多人的共鸣，您认同这种价值观念吗？您觉得苦难和贫穷是财富吗？”

　　韩浩月没有直接评价文章本身，也没有否定那位女生的经历和价值取向，但对于歌颂苦难和贫穷提出了质疑：“贫穷是一柄刻刀，会在一个人身上、心上、灵魂里留下深深的刻痕，幸运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除掉这种痕迹，得以摆脱贫穷制造的阴影和伤痕，可以像没有穷过那样，过一种心灵富足的生活；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贫穷是一种不幸，许多人穷极一生也无法走出曾经贫穷带来的困扰。”因此他觉得哪怕把苦难和贫穷转化为向上生长的动力，也算不上一种财富，如果可能的话，他不希望任何人拥有这种所谓的“财富”。

　　作家三书为《新京报·书评周刊》开设的“周末读诗”专栏，既有古雅的诗意，也保留了生活中的诸多细节和自己的独特感悟，表现出鲜明的个人气质。在谈诗的这些文字中，她从不会刻意去歌颂贫穷，将其上升为“诗意”。

　　在一篇关于雪的诗评中，她说赏雪从来就不是穷人的事。穷人当然也可以有此闲情，但首先要面对的是温饱问题。她回忆自己的童年，雪开始飘落时，人们都很惊喜，又跑又叫：“下雪啦！下雪啦！”情不自禁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但接着就开始发愁，没有足够的柴和炭，天寒地冻，只能硬扛。雪天见面无别话，只说冷，盼着天晴。

　　这是现实中的雪和贫穷。汪曾祺的小说《岁寒三友》，也用出色的细节，为我们描述了贫穷带给人们的深深的刻痕。小说中的角色王瘦吾，有一儿一女。他读小学的儿子最恨下雨，因为同学们都有胶鞋，只有他还穿着笨重的、父亲穿过的钉鞋。那双鞋走起路来嘎啦嘎啦地响，他一走进学校，同学们就都看他和他的鞋。平平常常的、在不少人眼里甚至富有诗意的雨，对孩子来说，却是重大的刺激。每到下雨，他就不想去上学。妈妈哄他说明年一定给他买胶鞋，他回妈妈一句：“明年！您都说了几年了！”最后他还是穿着那双嘎啦嘎啦响的钉鞋，挟了一把补过的旧伞去上学了。这里汪曾祺不遗漏细节，在伞之前用了“旧”字，再加上“补过”，把“贫穷”写得很足，让人联想起《祝福》中祥林嫂那只讨饭的碗——破碗，空的；还有那根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还开了裂。王瘦吾听见街石上儿子的钉鞋“愤怒的声音”，半天都没有说话。

　　身在江南的我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一天，最低温度据说在零下八摄氏度。好在如今家里都用空调，我并未冻得瑟瑟发抖，手不能握，依然可以自如地在电脑上写作。但是厨房的下水道却冻住了，写作的间隙，我去厨房，发现地上溢满了水。刻意歌颂贫穷和苦难，大概就如同我那一刻去歌颂严寒和一片狼藉的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