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劳动自然而然地成了人生的第一课。

　　六岁那年，我跟着哥哥到地里拾柴。玉米收割后，地里会遗留一些秸秆和长叶。每捡到一片长叶，我就把它夹在左腋下；偶尔发现一根秸秆，我都会高兴地大叫一声。等捡到两三夹的量，我就把它们捆起来背回家。上小学以后，除了秋天拾柴，春天还要挖各种野菜。其中最难找的是曲麻菜，在地里跑半天，也只挖到半篮。

　　初中毕业后，赶上特殊时期，所有学生都回村参加劳动。到家的第二天，我就到生产队报到上工了。生产队长给我安排的任务，是下地割草，背回来喂队里的牛。那时候野草特别少，只有路边和河岸边还能长出一些。可往往草刚长到不足半尺高，就被人割走了。所以我们常常要跑大半天，才能割满一筐草。

　　后来秋收，就更忙了。先是割谷子，接着掰玉米，再接着种小麦。每天的劳动时间，分为三段：早晨两小时，上午半天，下午半天，有时晚上还要“打夜战”。

　　因为我年龄小，生产队每天给我记6分工。到年终时，10分工可以分红3角钱。也就是说，我劳动一天的收入，共1角8分。当时的猪肉8角7分一斤，还要凭肉票买。饭店的馒头5分一个，也得靠粮票才能买到。

　　第二年，我便开始尝试干壮劳力的活儿。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拔麦子；秋天，和青壮年们一起刨花生。一条垄连着半亩地，我攥着大镐不停地抡，浑身的汗水把头发都浸透了。尽管手上磨出了泡，鞋里也灌满了土，我依然咬牙坚持。年底评工分时，大家都觉得我干活实在卖力，一致给我评了10分工。这样一来，我一天就能挣10分，年终分红时能分到3角。

　　19岁那年，我被抽调去挖河。每个生产队出8个人，全村9个生产队共72人。我们自带行李，住在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那里没有床也没有炕，地上铺一层稻草，8个人席地而睡。每天早上5点就得起床，直接去工地干活，一直到天黑才收工。干活时，两个人一组，用大筐抬着挖出来的土，一步步挪到河堤上。第二天，我的肩膀就被压肿了，再抬着满筐的土，每走一步都格外艰难。早饭和午饭，都在工地吃。早饭吃的是玉米粥，午饭吃的是高粱米，菜是白菜汤。一个月下来，只有一次改善伙食的机会，吃的是油炸饼。

　　20岁那年，有人在矿区承包了百货商场的建设工程。村里一位瓦匠大爷带着我一起去了工地。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搬砖、拌灰，一干就是11个小时。那时候年轻，不觉得有多累，可手指肚被磨得渗出血，不戴手套根本没法干活。那时候，我们和百货商场的职工在同一个食堂吃饭。我们这些人，每天中午都是八两高粱米饭，满满一大碗，也不打菜，只喝食堂免费的菜汤。那些吃饭的女职工看我们这样，大多投来轻蔑的目光。但她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些小工，每天都有2.3元的收入，一个月下来有60多元收入。

　　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学校。开学才两个月，我们就下乡参加抗旱。大家用绳子拴着水桶从深水井里打水，很多同学一脸茫然，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我一看，这井比老家的水井浅多了，于是轻车熟路地大显身手，再加上我担着水走路轻松自如，同学们见了，都惊得目瞪口呆。没过多久，我就被选为了班级的劳动委员。

　　参加工作以后，我经常下乡。待得最久的一次，是在一个叫马城的村子里，当了两年工作队员。那时候，要求我们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次割麦，四十多个男女劳力每人分一垄，横站成一排。我弯腰低头，手脚不停，一口气就割出去十几米，然后回头喊：“你们谁要是能超过我，我就管谁叫师父！”这话一出，不少小伙壮汉都不服气，一时间大家争先恐后，展开了割麦竞赛。到最后，我依然是第一个割完的，也从此在全村“名声大振”。

　　如今这样的体力劳动已经很少见了，但每每回想起来，我还是感慨万千。那些在泥土里摔打过、在汗水里浸泡过的劳动时光，让我懂了踏实的分量，感受到一股沉甸甸的力量。时代在飞速发展，劳动的方式也早已今非昔比，但劳动的精神从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