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2年春，一个年仅16岁的八路军小战士，随部队转战在冀中平原，他的背包里装着一本《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书的作者是孙犁。小战士名叫徐光耀，河北雄县段岗村人，生于1925年，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由于表现出色，不满14岁就被破格接收为中共党员。

　　1941年春，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冀中一日”写作运动，选定5月27日这一天，号召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拿起笔来，写一写身边的抗战故事，以此展现冀中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征集到的稿件多达5万余件，装了好几个麻袋，王林、孙犁、李英儒等人，从中选出200多篇，分做四辑出版。孙犁还根据看稿心得，撰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用以指导部队战士和群众的写作。1942年春，这本书由冀中文建会油印1000册发行，徐光耀有幸得到了一本。参军前他读过四年书，“冀中一日”写作活动开展时，由于自信心不足没有投稿，但他有着强烈的学习渴望。在战斗间隙，他总是认真阅读这本小册子，一读就是半年，从中掌握了不少写作知识。

　　这是他与孙犁最初的结缘。

　　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参加了大大小小百余次战斗，获得了二等“五一”奖章。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摄影记者、前线剧社创作组副组长。1947年，他还在华北联大文学系插班学习了八个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孙犁的两篇短篇小说，心灵受到震撼，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从此，只要看到孙犁的名字，不管是什么文章，他都要拿过来看看。

　　他对孙犁的心仪，便是从这时开始的。

　　二

　　1951年10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孙犁和徐光耀均为代表团成员。当时，26岁的徐光耀刚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风头正劲。这部作品的创作源于他的一段战斗经历：1942年，侵华日军发动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时任宁晋县大队特派员的徐光耀，和同志们并肩作战，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平原烈火》正是这段难忘岁月的真实写照。

　　代表团在苏联参观学习了两个月，徐光耀随身携带的是孙犁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第一卷。每到夜晚空闲时，他便认真阅读这部作品，还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感悟：“孙犁比那些所谓诗人更诗人些，小说中的形象、语言，硬是比那些诗的感染力强烈得多。要写书就应该至少写成这样子。马马虎虎，自作聪明的写法，千万避免。”

　　这些想法，徐光耀从未对孙犁提及。一来两人都不善交际，二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2005年7月，徐光耀在给陕西师范大学阎庆生教授的信中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却不敢学他（孙犁），因为那时文坛不大注意他，我猜想准是因为他写的太美了，不免小资罢。然而，他的作品仍然是篇篇看，心仪而表面上不张扬。”

　　虽然没有过多接触，但徐光耀却十分在意孙犁对自己的看法。他曾回忆道：“日后听人说，孙犁与人谈到我去苏联时，只说了一句话：‘徐光耀这个小伙子啊，咳！’印象似乎并不怎么好。‘咳’些什么，我也不知道。”

　　孙犁的这声“咳”，或许是对徐光耀年轻气盛的一种感叹吧！

　　三

　　1956年，孙犁在创作《铁木前传》时，患上了极度神经衰弱。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他先后到北京、青岛和无锡等地疗养，病情才有所缓解。1964年11月，孙犁想回安平老家看看，天津日报社给他派了一辆吉普车。他坐车先到安新，在白洋淀边转了转，接着到保定故地重游，负责接待他的是徐光耀。

　　当时，徐光耀在保定文联工作。得知孙犁要来，文联领导询问谁认识孙犁，见无人应声，徐光耀便主动说自己认识，于是被派去接待。就要和孙犁见面了，徐光耀有些忐忑不安。当初，大家并肩比齐，如今自己落魄不堪，孙犁会拿什么眼光看自己呢？谁知一见面，孙犁喊了声“光耀”，就亲切地拉住了他的手，完全没有嫌弃的意思。

　　接下来的几天里，徐光耀陪同孙犁采访了在抗洪中涌现的女劳模李桂芳，又到满城县一亩泉和抱阳山游览，两人还在山上合影留念。从那张老照片里能看到，孙犁穿着中式上衣，戴着一顶帽子，而徐光耀的衣襟上还打着补丁。

　　1991年11月15日，孙犁在《寄光耀》中记述道：“他陪我到保定附近的一亩泉、抱阳山游玩了一番，还给我照了几张相片。第二天，又一同到他的劳动点上，去劳动了半日，是拔旱萝卜。中午在老乡家吃了一顿红薯。下午，在他那间下放的小屋炕头，我俩并肩躺着，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天晚了，我回旅馆，他回家去。”

　　两人躺在炕头上说了些什么呢？只能是文学创作吧！

　　1958年，正处人生低谷的徐光耀，为了从巨大的精神压力中挣脱，便想借文学创作疏解情绪。他想写一些快乐的事情，突然想起自己在《平原烈火》中塑造的小鬼“瞪眼虎”——那是个活泼灵动的孩子，但因为不是主角，没有充分展开描写，有人说他把一个可爱的孩子“写丢了”。于是，徐光耀决定再写写这个孩子！他将平生所见所闻、所知所得的“嘎人嘎事”汇集在一起，塑造了“小兵张嘎”这一艺术形象，仅用一个月就写完了小说和电影剧本。1961年，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在《河北文艺》发表。1963年，由崔嵬执导的同名电影在国内上映。徐光耀经常对人说：“‘嘎子’是我的救命恩人！”

　　孙犁对《小兵张嘎》给予的充分肯定，极大增强了徐光耀创作的信心。而帮助孙犁从疾病中振作起来的，同样是文学。1962年，他写了几篇散文，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黄鹂》，这篇散文堪称他的“美学宣言”。孙犁曾坦言：“因为职业的关系，对于美的事物的追求，真是有些奇怪，有时简直近于一种狂热。”正是这种狂热，才把他从疾病的泥潭中托举了出来。

　　四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孙犁用了18年时间，写出了十本散文集，由此成就了“新孙犁”的文学高度。徐光耀在给阎庆生的信中说：“到了新时期，我才逐渐对孙犁五体投地了。”他不仅购置了《孙犁文集》，还时时留意收集新出的孙犁著作单行本，潜心钻研，反复揣摩，诚心诚意地向孙犁学习。1987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常常想，文学归根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向哪儿努力？要怎样追求，才能达到那个美好的极致？当然，这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也不该简单地定些框框，甚至把道路划窄、划死。可我们总应尽可能找到榜样，而且越现成越近切越好。孙犁，他作为一个真正懂得文学的作家，他的深挚，他的才具，甚至他的情趣和敏感，确实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有心人不该忽略这一幸运。

　　1989年，孙犁出版了《无为集》。徐光耀拿到书后便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读了其中的几篇文章，了解到孙犁过往的一些惨痛经历，他震惊不已。他察觉到，从文字里看，孙犁的情绪依旧有些低沉，不甚昂扬。因此他十分忧心，便给孙犁写信劝慰。孙犁深受感动，后来他在《寄光耀》一文中说：“这说明光耀对我是有感情的，而且感情甚深。”“他能关心我的生死，并且一想到我会死去，就感到恐怖。我想，这种人在世界上还不会太多吧？”

　　徐光耀多次强调，孙犁是他的精神支柱。他认为，孙犁具有思想家的素质。新时期以来，文坛上风起云涌，各种“主义”纷至沓来，徐光耀有时也会感到困惑。孙犁却说：“用不着大惊小怪，这都是历史和时代造成的必然，其出现是很自然的。”徐光耀听后，内心的浮躁立刻平息下来。孙犁逝世后，他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孙犁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作家，特别让我敬重的，是他的思想深邃、睿哲。”

　　孙犁那份“真诚不虚”的人格与艺术品格，让徐光耀钦佩不已。无论文坛风气如何变幻，孙犁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始终毫不动摇，这在同时代作家中实属难得。有段时间，徐光耀言必称孙犁，与他人讨论文学现状、评述别人的文学作品，都要引用孙犁的观点。他写了数篇文章，记述自己学习孙犁的体会，如《大道低回》《我心中的孙犁》《不读孙犁，你怎能长进？》等等。在当代作家中，徐光耀是对孙犁评述最多的人。他尊称孙犁为“老师”，但孙犁坚辞不受，说自己和光耀是同辈人，是朋友。孙犁出生于1913年，比徐光耀年长1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