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儒家有许多深刻的思想，但也有明显的局限，其中一条是太重视伦理关系，甚至将其置之于法律之上，例如后来地位很高的“亚圣”孟子对法制就不大重视，《孟子·尽心上》载：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还算说得过去：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皋陶把他抓起来；这位执法官铁面无私，忠于职守，虽然该犯贵为天子家的老太爷，但只要犯了法就不能放过；可是舜作为一个孝子，非得救出自己的父亲不可，于是他背着老父亲逃到海边藏起来——天子可以不当，伦理责任不能不尽。

　　这无疑是天子带头违法。这案子显然还没有完，严重的问题在于接下来该怎么办？杀人犯逃跑了之后，是否实行追捕，将瞽瞍和舜一并抓起来绳之以法？舜将何以自处？可是这件事在《孟子·尽心上》里到此为止，不再写下去——按孟子的思路也实在无法再写下去，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了。

　　在实际生活中，法律与伦理并重是行不通的，总得分出轻重。问题在于中国古代往往更重视伦理关系，长期被奉为指导思想之儒家理论的局限就表现出来了。为血亲复仇，往往能得到谅解，甚至会得到表彰。例如《后汉书》《三国志》以及皇甫谧《列女传》等史籍都曾记载，东汉末年酒泉人赵娥亲的父亲赵君安被当地豪强李寿杀掉，官方不闻不问，赵君安的三个儿子准备自己报仇，可不久后都死于一场瘟疫，李寿从此高枕无忧；君安有个早已嫁给庞家的女儿赵娥亲决心自己动手，她杀了李寿后到官府投案，最后得到赦免。她的事迹后来被载入史册，诗人傅玄特意作《秦女休行》来歌颂她，成了中古诗坛上的一大名篇。

　　在中国古代，当官府和法律不能有效地惩办罪犯时，勇敢的亲属往往会运用个人的力量去实施惩处，甚至杀人。因为事出有因，很容易得到谅解。可是民间私人复仇在法律上是禁止的，杀人者总不能不法办，否则法律还有什么权威？

　　中国古代的官府以至皇帝对血亲复仇一类“黑暗的公正”往往采取宽大或赞许的态度，这样法律的权威必然因此大受影响，社会也就无从稳定。而一个社会如果不讲法治，公正要靠非法的手段来实现，那就会变得一塌糊涂。

　　中国古代社会过于重视伦理关系，缺乏规范严格的法治体系，这是研究中国古典学不可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