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捷 于英

　　刘奎龄的早、中期人物画，虽不及同时期的走兽画、花鸟画多，但却十分精彩，芸芸众生，尽现笔端。遗憾的是，其晚期的人物画骤然消失。究其原因，是人物画的画名被走兽画、花鸟画的盛名所掩盖。刘奎龄笔下人物众多，有将相官兵、达官显贵、村民妇孺、文人墨客、老叟童子、释门道家等。刘奎龄的人物画不仅艺术性极高，而且还有着很强的思想性。在艺术性方面，他曾学过清代黄慎、郎世宁、王素、钱慧安、张兆祥及“浙派”等，博古通今，兼收并蓄。在此基础上，刘奎龄独辟蹊径，自成面目。

　　刘奎龄在临摹方面，以他42岁作的《仿张兆祥人物便面四段》最为人称道，此画现藏天津博物馆。该图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画有一个大铜钱，钱上有“天下太平”四字。方孔内画有达官显贵，文臣武将，还有贵妇和儿童。这些人在“钱眼”里眉飞色舞，喜笑颜开。而方孔外还有许多人想钻进“钱眼”，几个热衷于“孔方兄”的人有文儒、僧人、道士、相士等，代表着三教。乞丐、庶民代表了九流，为了钻进“钱眼”而厮打、殴斗，有的被打倒，有的被踩在脚下，而没打架的却被公差模样的挡在“钱眼”外边。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已顺着“钱边”爬上铜钱，从装束上看有农民、渔夫等。“钱眼”外边的人，为了摸“钱边”，钻“钱眼”，不顾脸面，丑态百出，如此热闹、失控的场面与“天下太平”形成极大反差，极具讽刺。刘奎龄在图中题道：“六（疑为四）字孔方兄，老儿翁，小儿童，九流三教凭他弄。公门不公，空门不空，此中便是神仙洞。臭铜钱，香穿鼻孔，心黑眼睛红，贫富斗雌雄。官成瘫，气成病，外面难进中难动。冬烘要烘，春工要工。少些廉耻多些用，好财东经营万种，闹煞叩头虫。”张兆祥的《人物便面四段》讽刺的是清代末年社会中的丑陋现象，而刘奎龄是在民国初年临摹此图，同样也有鞭挞丑陋的意义。刘奎龄《仿张兆祥人物便面四段》线条沉稳流畅，造型精准工致，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是一件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具极强思想性的珍品。

　　刘奎龄的人物画中，有京剧人物画和古装历史故事人物画。由此可知，刘奎龄是一位京剧艺术爱好者，同时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戏迷”。古装历史故事以41岁作的《霸王别姬图》为代表，他人画《霸王别姬图》多以虞姬舞剑、虞姬自刎为画面，多显悲怆伤感。而刘奎龄画虞姬手捧托盘，上置酒壶，项羽则举杯豪饮壮行酒，以显壮烈豪情，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

　　刘奎龄的京剧人物画以49岁作的《京剧四平山》扇最为典型。该图用笔整饬细腻，设色工稳浓重，明显有“画院”画风。图中央站立花脸者为隋唐第一条好汉李元霸，身着硬靠，背插靠旗，脚蹬厚底靴，手持方楞双锤，呈丁字步。目视左侧，面带不屑。图右站立白脸小将，为隋唐第三条好汉裴元庆，亦身扎硬靠，头顶雉鸡翎，背插靠旗，手持瓜棱双锤，呈弓字步，满脸傲气，表现出四平山一战必胜的信念。刘奎龄笔下的戏装一丝不苟，高度还原，令人叹为观止。背景设色浅淡，画有上、下场门，地上铺有地毯，以示舞台。

　　刘奎龄用画笔“拍照”了近一百年前京剧《四平山》的“亮相”瞬间。关于此图的视角，刘奎龄运用了国画中“三远”之一的“深远法”。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为了扩大舞台的空间，刘奎龄还采用了散点透视法。这种透视方法是中国画独特审美观念和空间意识的反映，是和中国画观察物象和艺术表现等一系列特点相联系的。此图与摄影效果完全不同，是摄影所不及的。摄影艺术是焦点透视，在表现舞台等大场面全景时，无法与散点透视相媲美，正是“咫尺小箑扇，宽敞大舞台”。

　　飞禽展翅花丛里

　　刘奎龄一生画过许多花鸟画，据统计他画过四五十种植物，画过的飞禽也不下三十多种。植物里大到松柏，小到花草。飞禽里大到凤凰、孔雀、鹰鹫，小到燕子、麻雀。可以说既画了一个植物园，也画了一个飞禽馆。花鸟画是刘奎龄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刘派”绘画艺术渲染加撕毛法大放异彩的高光时刻。刘奎龄首创渲染加撕毛法的独门绝技，丰富了中国绘画的技法，与近代著名国画家张大千首创泼彩、泼墨彩一样，在中国绘画史上应占有重要一席。刘奎龄早、中期花鸟画注重羽毛的质感、造型的精准、神态的把握、色彩的搭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刘奎龄笔下富贵雍容的凤凰，华丽优雅的孔雀，圣洁端庄的仙鹤，高傲威武的雄鸡，恩爱缠绵的鸳鸯等，再配上各种植物，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刘奎龄的花鸟画源于中国传统的绘画，他临摹过五代黄筌，宋代徐崇嗣、林椿，元代钱选，明代吕纪、唐寅、边文进，清代蒋廷锡、恽寿平、华喦、金农、沈铨、宋光宝等。刘奎龄在借鉴了他们的绘画风格后，独创了渲染加撕毛的新技法。渲染见“墨”，撕毛见“笔”，渲染和撕毛有机的相融合后，形成墨中见笔，笔中有墨，笔墨相融，和谐自然。

　　刘奎龄的花鸟画基本属于就近取材，写生于土城怡园，在这里他每天仿佛徜徉于植物园、飞禽馆里。晨起便听“喔喔鸡初唱”，便见“花迎晓日开”，走进“东篱秋色好，幻进画中来”，于是一幅《官上加官图》（公鸡和鸡冠花）便产生了。寒暑易节时，土城怡园“秋来暑尽换新凉，郭外田家事倍忙”，到秋收冬藏的季节，也是农家最繁忙、最喜悦的时候，不仅是玉米，还有豆子等农作物也获得了丰收。这对农家来说“最是西畴饶逸趣，玉蜀箨解豆花香”。为了留住这丰收的景象，便作了《西畴逸趣图》。土城怡园的四季风光，是刘奎龄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

　　刘奎龄早、中期渲染加撕毛法的花鸟画大行其道，深受鉴藏家和广大民众之喜爱。为了解决供不应求的局面，便有了刘继卣为其父刘奎龄代笔一事。据载，刘奎龄之三子刘继卣于14岁时为其父刘奎龄代笔，也就是说刘奎龄自48岁后，有些作品便出自刘继卣之手。尽管如此，社会上对刘奎龄花鸟画的热爱并未因此而减退。1933年，48岁的刘奎龄听说外甥严六符（严范孙为其叔祖父）要结婚，便准备画张《上林春色图》（现藏天津博物馆）作为贺礼。刘奎龄精心设计，认真作画，为了画好孔雀的翎毛，他一手持翎毛，一手持画笔，其严谨性，令人折服。就这样五年“磨一剑”，终于大功告成。当严六符拿到《上林春色图》时，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上林春色图》可谓刘奎龄花鸟画中之绝品。据载，曾经为了得到这幅《上林春色图》，魏伯刚（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华账房经理）和画商居然发生了争执，各不相让。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刘奎龄不断推出大型组合式花鸟画，如46岁作《鸡、鹦鹉、鹭鸶、燕子四屏》，45岁作《鹰、鸽、鹤、鹅、鸡、鸭六屏》，44岁作《斑鸠、鹭鸶、海鸥、乌鸦、喜鹊、大雁、仙鹤、火鸡、鸽子、鸭、鸡、绶带鸟十二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