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10日，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谢国桢（1901—1982）撰文回忆自己的治学经历，文中记述了他青年时代随导师梁启超来到天津，在位于意租界的马可波罗路的梁启超寓所“饮冰室”，担任家庭教师并协助梁启超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尤其是聆听梁启超教诲的经历。谢国桢在饮冰室与梁启超朝夕相处近一年的时间，他也由此与天津结缘。

　　谢国桢祖籍江苏常州，生于河南安阳。1925年，他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其间发表《明季奴变考》等史学论文。1927年，谢国桢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毕业后，按他自己的话说，“承梁启超先生叫我到天津他的家饮冰室去教他的子女（梁思永的弟弟妹妹思达、思懿等），并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请梁启超先生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充当助手”。

　　当时，年仅26岁的谢国桢，不光在梁启超天津寓所里教育儿童，还从事文献资料编纂工作，他一度感到“栗栗危惧，不知从何处下手为好”。然而，梁启超性情豪爽，对待学生像子侄一般，和易近人。茶余饭后，梁启超最喜欢谈天，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人听了忘倦。面对这位大学问家的老师，谢国桢是这样做的：“第一是不怕羞，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强装知道。第二是心勤、手勤、笔勤，听见老师说的马上拿小本记下来。”

　　在饮冰室，谢国桢和梁启超朝夕相聚，同桌吃饭。饭后，梁启超常给谢国桢和他的孩子们讲文人逸事。一次，梁启超讲到苏东坡南贬儋耳（海南）以及如何渡海的故事，而此时谢国桢并不知道苏东坡“南贬渡海”的历史，便向梁启超请教，想深入了解有关情况，梁启超便给谢国桢讲宋代“元祐党争”、苏东坡深陷政治漩涡的故事，还背诵了苏东坡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句，谢国桢由此了解了苏东坡“南贬渡海”的来龙去脉。

　　还有一次，梁启超心情很好，要谢国桢和他的孩子们围坐在一张长桌子旁，为他们讲汉朝贾谊的《治安策》。梁启超一面吸着烟，一面走动着；一面背诵《治安策》原文，一面细细地讲解。对梁启超的博学深识，谢国桢很惊讶。等梁启超讲完之后，谢国桢便问：“先生背得这样熟？”梁启超笑着对谢国桢说：“我不能背诵《治安策》，又怎能上《万言书》呢！”

　　在一个夏夜，饮冰室里的人们在院子里乘凉，楼前林荫中呈现一钩小月。清风徐来，梁启超兴致怡然。在座的还有谢国桢的同学吴其昌、梁廷灿等，谢国桢率然问梁启超戊戌变法的经过。梁启超便从容地给他们讲自己少年时在万木草堂从康有为读书的经历，并由戊戌变法（1898年）一直讲到辛亥革命后蔡锷在云南的“讨袁护国起义”（1915年至1916年），一口气讲完，望眼一看，东方已现出鱼肚白。大家散开后，谢国桢稍睡片刻，醒来又趁热打铁，根据梁启超的口述资料，写出一篇《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登载在天津《益世报》上。

　　到了1928年夏天，梁启超把他的子女送到南开中学去上学，又把谢国桢介绍到南开中学（高中部）教书。不久，又介绍谢国桢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临别时，梁启超把饮冰室里收藏的、经他亲笔题字、被誉为中国“法帖之祖”的宋代《淳化阁帖》影印本送给了谢国桢，以作纪念。

　　从此，谢国桢带着梁启超的嘱托和期望，走上了国学研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