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帝刘彻为基点，前有父亲景帝刘启和爷爷文帝刘恒，后有儿子昭帝刘弗陵、孙子废帝刘贺、曾孙宣帝刘询，共六位帝王；因刘贺在位仅27天即被废黜，故而被当时及后世正式认可的，只有五位。

　　这五位中，爷爷和父亲开创了“文景之治”，儿子和曾孙开创了“昭宣中兴”。历史把两块光耀千年的勋章，颁给了五位中的四位，前后皆光彩，中间何所思？倘若刘彻地下有灵，是否觉得历史有点过分，竟然不给他留半点面子？

　　先说“文景之治”。

　　刘恒能登上大位，算是捡了个便宜。刘邦死后，吕后擅权，刘邦的多位子嗣遭到直接或间接迫害，刘恒因为僻居远方且谦恭谨慎，被看做没有竞争皇位的可能，侥幸得以存活。吕雉死后，“诸吕之乱”平息，他被元老勋臣推上宝座。即位后，刘恒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业，劝课农桑，减轻田租、赋役和刑狱，废除肉刑，弛山泽之禁。他在位23年，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刘启即位后，继续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经济进一步趋好。在民族关系上，汉朝继续与匈奴和亲，安抚越人，注重积极防御，在与匈奴接壤的地区设立关市，开通贸易，取得了“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的治绩。刘启在位期间，除了平定“七王之乱”，未主动发起大规模对外远征。至他于公元前141年驾崩时，汉朝的总人口达到了3000万。父子两代，共创辉煌，赢得“文景之治”的美誉。

　　再说“昭宣中兴”。

　　公元前87年，刘启的儿子、被誉为“一代雄主”的刘彻驾崩，刘彻的少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13年后的公元前74年，刘弗陵病逝，因其无嗣，权臣霍光等朝臣先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在位仅27天便因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被废黜。随后，刘彻的曾孙、刘弗陵的侄孙刘询（刘病已）继承皇位，是为宣帝，在位26年。两朝近四十年的经营，让西汉自武帝后期耗竭的国力得到全面恢复并走向兴盛。刘弗陵和刘询，前承刘恒、刘启的治国方略，对内继续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对外恩威并举，边疆安宁。‌“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史称“昭宣中兴”，可谓实至名归。

　　说完前后两段盛世，便不能不把目光投向那位夹在“文景之治”与“昭宣中兴”之间、承前启后的关键帝王——汉武帝刘彻。

　　论名气，刘彻前追秦皇，后不逊唐宗，历来被冠以“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头衔，一代英主、雄才大略的评价，让他光环灼灼，耀人眼目。然而，他在位54年，即位时天下富足，国库充盈，社会安定，“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好一派富庶繁华景象。可到他统治落幕时，不仅把祖宗留给他的殷实富足败得精光，还使社会经济严重透支‌，国库空虚，民力屈竭。《汉书》中“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记载，或有争议，但由他的穷兵黩武所带来的民生凋敝，却为史家所公认。

　　从“文景之治”到“昭宣中兴”，前后两座治世高峰，反倒把中间这段历史衬得略显黯淡，也给刘彻的“文治武功”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刘彻本人，仍有不可抹杀的历史贡献。他晚年发布的《轮台罪己诏》，对自己一生的功业做出了深刻反思，亦是一种可贵的自我纠正，也是向他的先祖所倡导的与民生息、无为而治精神的回归。这份转向，对之后的“昭宣中兴”而言，意义不可小觑。

　　历史既公正又吊诡。它给予刘彻的那些褒扬之词，虽然光彩四溢，却不免虚浮空洞，而颁给他之前和之后四位帝王的，却是两块实实在在的镀金牌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