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都是低调的。尽管早在上世纪60年代，她就已经是拥有极高知名度的诗人，但她仍然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终其一生，她既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回忆录与自传，更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这就像一个怎么也猜不透的谜。一方面，辛波斯卡始终三缄其口，从未有过要向外界透露个人生活细节的打算；另一方面，熟悉她作品的读者偏偏想要进一步了解她的生平轶事。

　　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波兰传记作家尤安娜·格罗梅克－伊尔格给出了她的方案。她以诗为蓝本，从辛波斯卡留下的大量书信入手，细针密缕地还原诗人充满诗意的一生。这就是《辛波斯卡：诗心独具的私密传记》。但就像书名所揭示的那样，伊尔格试图展现的是辛波斯卡的“私密”人生。这种“私密”来自她诗歌创作的早期，久而久之更成了她漫长写作生涯的唯一标签。

　　1946年，辛波斯卡23岁。就在一年前，她刚刚发表了包括处女作《我寻找词语》在内的几首诗。但她很清楚，自己算不上真正的诗人。因为就像她的朋友、画家齐格蒙特·希姆恰克所说的那样，艺术家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家，关键在于他能否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诗人当然有权利“在其内心歇斯底里”，但当他不得不面对读者时，他必须避免“将自己的内心推到其他人的面前”。

　　恰恰是这番忠告成就了日后的辛波斯卡。在她看来，真正的诗歌不是肤浅的、声嘶力竭的怒吼，而是深沉的、细水长流的低吟。比如痛苦，或者悲伤。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从她笔下找到太多愤怒的情绪，尽管在并不久远的上世纪40年代，她的祖国曾遭受过太多难以抚平的伤痛。在伊尔格看来，辛波斯卡一生只写了一首诗，即是情诗。不过，她笔下的“爱”却并不狭隘。它超越了世俗的男女情感，将她关注的目光远远地投向了世间的疾苦。

　　确切地说，辛波斯卡爱的是这个并不平静的世界：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它的未来，以及那些生活在世间的人的命运。《种种可能》在一连串“我偏爱”中开了场，辛波斯卡以她标志性的俏皮、灵动展开叙述，就像要演奏一首轻快回旋的圆舞曲：“我偏爱电影。／我偏爱猫。／我偏爱华尔塔河沿岸的橡树。／我偏爱狄更斯胜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由这些长长短短的句子，辛波斯卡完成了她对世界的解构。它化整为零，由繁入简，将“世界”这个抽象的概念，轻易地转换为触手可及的具体物件。

　　电影、猫咪、橡树，甚至就连占据了家里一整排书架的狄更斯的著作，都实实在在地展现出她对生活的热爱。尽管如此，世界终究还是荒谬的。就像她接下来所写的那样，“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某种程度上，这句话更像是她的内心独白，“我偏爱生活的荒谬，胜过不生活的荒谬”。毕竟，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她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来自她身边这个世界，都是她对现实生活最直观、最真切的观察。

　　她很清楚，“在诗歌的语言中，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甚至，“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那么，来看看辛波斯卡都写了怎样不寻常的人物：饱受战争伤害的男孩，过早承担家庭负累的女子，戴着面具、娱乐大众的喜剧演员，一无所有、露宿街头的流浪汉……这就像一幅幅肖像画，真实而又连贯地展现出诗人眼中的世界。但这并不代表悲伤——她是爱他们的，就像她可以无条件地接受世界的荒谬。

　　毫无疑问，这就是爱。是爱将素昧平生的他们联系在一起，是爱抵御并化解了世间所有荒谬。此时，辛波斯卡的内心应该是欣喜的。就像她在《花腔》中所写的那样，“她喜欢（以C大调唱出）／友爱的人类（你和我）；／为了我们，她不诉说苦难；／她将编织更完美、更甜蜜的光辉；／她歌喉中的音弦，为我们切碎词语／和面包，带着细碎的咔嚓声，／（一顿让她的小绵羊咀嚼的午餐）／成为一小杯覆盖着奶油的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