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严复与梁启超：津、沪维新派士人之间的交往（2）

　　后来不知何故，《时务报》没有刊登《原强》，仅于23册转载了批判专制的《辟韩》一文，还引起了激烈的论辩。

　　1897年2月，严复又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公，对他在《时务报》的言论，特别是《变法通义》的主张提出批评，这封信原件不存，我们只能从任公的回信中约略地了解其内涵。他认为任公不当的言论将会对社会大众产生重大的影响，“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而且“苟所学自今以往继续光明，则视今之言必多可悔”。这一封信在严、梁关系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严复对任公多为赞赏、鼓励，此后则转为多所批评。

　　梁启超收到来信之后，没有立刻回复，至三四月间才写了一封信给严复。从这一封信我们可以了解《时务报》时期任公的思想状态，以及严、梁思想上的交会。梁启超对严复在信中的批评深表感激，“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但对严复的批评，他提出了不少的辩驳。他也向康有为禀告此事，“严又陵有来书，相规甚至，其所规者，皆启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似乎显示任公企图向康表示严复的来信并没有动摇他原有的思想路向。

　　其实这时任公思想已经在康、严之间游移，从他的《说群序》明白可见：他一方面跟随康有为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观念，另一方面觉得康有为并没有将“群”的概念说得十分透彻，直到他读了谭嗣同的《仁学》与严复的《天演论》，才“犁然有当于其心”。任公因而想将康有为的想法与《仁学》和《天演论》之观点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有关于群的理论。任公后来思想的发展与他在康、谭与严之间的取舍有关。

　　《与严又陵先生书》中严复与任公思想之差异，代表了戊戌变法前夕两种对文化修改的看法。在目标方面，任公揭橥者乃康有为式的，奠基于孔子改制，并环绕着政治核心全面改组的激烈变革。诚如学者所指出：任公“一再主张废科举兴学校的《变法通义》，其实际所企图的，并非在普及西洋方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在扩大以共同拥有基于孔子改制的解读方法为起始的康学的讲学之场所。要将康学的方法通过报刊，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读者的脑中以养成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