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之后，包括孙犁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和中青年干部从四面八方走进津城，成为天津各条战线上的“新人”。主要负责报纸副刊工作的孙犁，对天津工人文学创作和人才培养重视起来，他对工人作家的扶携，在津沽文坛传为佳话。

　　据孙犁生前回忆，早在“1948年冬季，我们的部队正围攻天津，新闻战线的同志们，暂时集中在胜芳，筹备进城后的报纸工作。我们准备了第一期副刊稿，其中一篇文章是《谈工厂文艺》”。这篇《谈工厂文艺》，属于文学评论类文章，是孙犁亲笔撰写的，并于1949年1月18日，也就是《天津日报》创刊后第二天，登载在报上，提出“从今天开始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

　　按孙犁的话说，他们这些新闻和文化工作者，革命战争年代对于农村文艺工作和部队文艺积累了一些经验，而天津是工业城市，进入天津这座城市后，如何组织起一支工人文艺队伍，成为当务之急。在孙犁等人的引导和辅助下，副刊版面很快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这些工人作者连续发表散文、短篇小说等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津工人作者中，阿凤是孙犁重点扶携者之一。阿凤原名王鸣凤，冀中保定（今河北省保定市）人，比孙犁年少7岁，天津解放前，曾在铁路机务段当机车司炉工，新中国成立后调入铁路局工作，以“工人记者”的身份，参加孙犁主持的副刊小组的学习，在孙犁负责编辑的《文艺周刊》发表作品，与孙犁建立了深厚友谊。成为作家的阿凤，曾经感触颇深地说：“孙犁几十年对我的培养、哺育，既教我为人之法，又教我为人之道。”

　　1979年3月20日夜，孙犁在应邀给《阿凤散文集》所写的“序”中说：“他（阿凤）是铁路工人，他的散文，内容细腻而真实，文字准确而流畅。在工人作者中间，他并不是才华横溢的，但在文章的组织和文字修养方面，他好像经过正规的训练。他产量很多，一时成为全国闻名的工人作家。”孙犁还在“序”中介绍阿凤人生命运的坎坷，但更称赞他在创作上兢兢业业，深情地说：“我和阿凤，文字之交已经有三十年了。对于他的为人，对于他的作品，我都是很喜欢的。我认为，在我们的队伍行进之时，方向目标一致，脚步的轻重、步伐的大小，是可以有差距的。这样才能听出时代的真正合奏。而虚伪的矫饰，无论在生活方面或是在艺术方面，都是不足取的，可耻的。读着阿凤的作品，感到朴素自然，他的作文可以说是‘思无邪’的。”对工人作家阿凤的创作风格和成就，孙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对天津另一位工人作家万国儒，孙犁也很重视，并给予很多指导和帮助。万国儒，冀东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玉石庄人，1948年进入天津大华染厂当学徒工。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职工夜校学习，并对文学创作产生兴趣，阅读不少中外文学作品，积极参加天津工人业余文学创作活动，1956年任厂里的检验员，次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在《文艺周刊》上连续发表文学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协。与孙犁相比，小孙犁18岁的万国儒，当年可谓天津文学“小字辈”，但孙犁对万国儒很欣赏，很关心。

　　1979年春末夏初，万国儒的短篇小说集《欢乐的离别》编辑完成，在即将交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之际，孙犁应邀撰写了一千多字的“小引”，开门见山地说：“万国儒同志原是工人，他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五十年代后期。短短数年间，他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可见他的生产力是很高的。1966年以后，他也被迫搁笔，一直十几年。不然，正当青春旺盛之年，他在创作上的收获，原是不可估量的。”孙犁还就重返文坛、创作进入旺盛状态的万国儒如何在文学创作上扩大生活的视野和借鉴的范围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并与万国儒共勉。孙犁的建议和勉励，令万国儒十分感动和深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