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到年关，天气就嘎嘎冷。

　　我们这群小孩，每当时光进入腊月，就日日盼着老天快点下雪，快点冷起来，快点来到过年的时刻。我们在天寒地冻中迎来了年，心中充满无穷的快乐，并且总是幼稚地认为，年是被寒冷“冻”出来的，年是被大西北风“刮”过来的。我们不惧怕寒冷，是因为心里有个热烈的盼头——过年能穿新衣服，能有好嚼咕（东北方言，好吃的）吃。盼年，成为我们抵御寒冷的勇气。在幼小的心灵里，“年”与“冷”的天平，更倾向于前者——我们觉得“年”比“冷”重要。这份对年的期盼，也增添了克服寒冷的信心。只要有“年”过，冷点又算什么？

　　记得那是一个大冷天，我到井沿拉冰块，准备在窗台下冻猪肉。当时，我穿着小棉袄，里面还没穿衬衣，冷风从袖口、扣缝嗖嗖地往里灌，但我并不觉得冷，因为心里装着一个“暖火盆”，那是家里正杀年猪的热乎劲儿。铁锅里炖着的杀猪菜咕嘟冒泡，香味混着雪花飘出老远，连村道上都是肉香裹着冷意的气息。

　　每当“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日子，母亲便一锅一锅地蒸黏豆包，蒸好后又一帘一帘地摆好，放到仓子里冻上。母亲常说，豆包冻透了，年味儿才香。那刚出锅的黏豆包，冒着腾腾的热气，被裹进寒冷的空气里；一个个小豆包，宛如寒冬里最温暖的弹弓球子，打透了寒冷的“十环”，直抵人心。

　　每当临近过年，一到天黑，我们一帮小孩子就手提小蜡灯，满屯子乱跑乱串。那灯笼里的小火苗，在寒风里颤巍巍地跳跃着，昏黄的光竟也冻得格外清亮，把雪地里歪歪扭扭的小脚印，都照得真真切切。

　　小时候过年，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糖块。每当冬腊月，母亲都会熬些甜菜疙瘩糖稀，做成大块糖，端到仓子里冻上。等糖块冻得硬邦邦的，吃到嘴里，冰凉又嘣脆。有时地上掉了几个碎渣，我也舍不得浪费，捡起来就塞进嘴里。虽有土腥味，但甜意不减，仍能从舌尖漫开，一直钻到心底。

　　年，是“馋人”的节日。每当老天落雪了，天气冷下来之后，我就被无形无影的年给馋得迷了魔了的。一有闲空，我就反复琢磨，年肯定是冻出来的，要不怎么天气越冷，年味儿就会越浓呢。说起来，冷的功能很奇妙，它冻出了杀猪菜的香味，冻亮了小蜡灯的明亮，也把我365天的盼头，冻成了甜滋滋的美好和未来。

　　如今每到年关，我仍然会想起儿时“冷”与“年”的往事，眼前也总是浮现那些把手冻得通红、把对联冻得通红、把小蜡灯冻得通红、把日子冻得通红的时节。原来，年果真是冻出来的，它冻在黏豆包里，冻在猪肉里，冻在福字里，凝结在我童年鲜活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