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时期天津古董界的收藏家，大家耳熟能详的便是张叔诚、周叔弢、徐世章以及方药雨等人。这些民国大藏家的珍爱之物至今仍在天津博物馆展厅静静地述说着那段民国往事。民国时期的天津作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北方经济中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是北方地区）、各行各业的众多富贵人家，买房置地、投资办厂。这些富商新贵在闲暇之余也多有好古之风，其中不少人爱好收藏古董并小有成就。虽不及大藏家之名声显赫，然其却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整个天津古董界的全貌。古董收藏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收藏，而是一个群体一群人的收藏。

　　今天我们就通过一点点历史的遗物来探寻一位民国时期天津藏家的概况，希望借此能对那个时代的古董藏家群体有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枚旧玉印，这是一枚源自文物商店旧藏的旧玉雕螭龙钮方印，印呈覆斗正方形，印钮雕一螭龙呈盘卧状，玉质油润，包浆醇厚，颇具历史的沧桑感。印文刻篆书十二字“瑷珲陶氏懋正考藏金石书画”印章，应为一收藏章。玉印印钮印式颇为古拙，似乎并非清代之物，无篆刻边款。这枚玉印的主人正是我们今天所要探寻的民国文物收藏家陶懋正。关于此人的信息档案记载并不多，但也能梳理到零星片语。《天津史志》当中曾刊登了一篇记述徐世章收藏古玉的文章，题为《濠园藏玉》。文中提到：濠翁藏玉，基于广泛征集。除津门之外，遍及陕西、安徽、上海、北京、安阳、洛阳等地。国内有名的文物收藏家、鉴赏家及古玩商也在其中。如天津的吴桐渊、陶茂正，北京的黄睿、乔友声、陶北溟、于省吾，上海的洪玉林，河南的郭荩臣等不下十数人。徐世章为民国古玉收藏大家，其所藏红山玉器至今为天津博物馆馆藏珍品，文中的陶茂正就是玉印主人陶懋正，陶氏的玉器收藏能为徐氏所看重，可见其水平不一般，也可证其曾售予徐氏藏品，为徐氏收藏的供货人之一。

　　陶懋正留下的古董实物资料不多，玉印为目前唯一所见可考，亦是陶氏生前所用收藏章。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中，有一本明代文震孟撰写的古籍资料，名为“文文肃公日记二卷北征纪行一卷”。此书为稿本，半页十行，行字不等，蓝格白口，左右双边，框高24.9厘米。钤盖有“文震孟印”“文起”“陶茂正”三枚朱文小印。这是陶氏收藏古籍的一个剪影。陶氏的收藏是极其广泛的，近日笔者在翻阅《北洋画报》期间，偶然在画报第31卷1529-1539期刊中发现连载了数张青铜器照片，照片注释多为匜斋主人藏或者匜斋赠，并指明匜斋主人即为收藏家陶茂郑。这批图文资料证实了陶氏的三代吉金收藏也很丰富，其所用斋号就是源自于其所藏商周青铜匜，可见这批三代吉金在陶氏心中的分量。

　　关于陶懋正的文字资料，还有一则就是《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张修华道士回忆：1938年，“旗人陶茂正”手托一只大金元宝走进天后宫，当场捐给庙宇。这笔巨款直接启动河伯殿的重修工程，使这座曾“既矮又破”的小殿焕然一新。

　　那么陶懋正的出身和发迹情况，我们也应有所了解。不然无法解释其收藏爱好和公益捐赠大额资金的由来。这里不得不提到成都道36号陶氏旧居，这座私人宅院本为奉系军阀陶经武（1878-1930）所居，陶经武原是奉系东北陆军第六师第三十四旅的旅长。第六师师长为郭松龄。陶经武的籍贯为黑龙江，在今天的瑷珲镇还发现有民国时期陶经武为其父母所立石碑。其先祖应为清朝汉军旗人。这恰好能解释陶懋正玉印中的“瑷珲”和张修华道士回忆录中的“旗人”之来源。陶经武退隐天津租界做起寓公，与万福麟、马占山等均为儿女亲家。1930年因心脏病发逝世，葬于东郊东局子“陶家坟地”。陶经武逝世后，不知何故，陶懋正成为当家人，似乎陶经武没有子嗣继承。陶懋正称呼陶经武为外公，凡属外公名下产业，一律改名为“陶茂郑”之产业。1938年陶懋正重修了成都道36号老宅，1942年变卖老宅，举家迁居昆明路270号。

　　由此可见，陶懋正是继承了祖产而发迹，其收藏古董的巅峰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约就是1930年至1940年之间。陶氏继承祖产之后，还曾于1938年在长沙路建造瑞玮山庄房产用于出租。正是这些继承的先祖资产和房屋租金维持了其收藏爱好。然而这种收藏随着时局的变迁和经济的衰退也逐渐终止，那些藏品今日大多已不见踪影。只留下成都道的一栋小洋楼记述着瑷珲陶氏在天津曾经的辉煌。陶懋正代表了一大批民国时期隐居天津租界的军阀政客、名人之后，他们的生活轨迹何其相似，跌宕起伏，最终随着自己心爱的藏品隐于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