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早跟大人去吃早点，弄堂口就有两三家饮食店。鼓风机嗡嗡作响，油锅上的青烟滚过来滚过去，粢饭包油条可以边走边吃，要是再来一碗咸豆浆，或者单吃阳春面，就必须坐下来。店堂里只有两三张八仙桌，顾客端着烫手的面碗找座位，一不小心被人撞一下，面碗里的汤汁险些就要泼洒出来。

　　好在门口有外摆位，桌子凳子七拼八凑，新鲜的阳光像金箔一样洒在路面上。外摆位上的大叔功架端正，两眼放光，看到刚从菜场回来的邻居，那一声招呼脆生生的。其实我并不乐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概是怕见到路过的女同学。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感觉到外摆位的好处，一是随意，二是快捷，三是可以打量路过的各色人等。

　　新天地如今是上海的高端地段，而在四十年前却是人间烟火的所在。鳞次栉比的饮食摊店从早到晚人声鼎沸，烈火烹油，汇聚的各地小吃有二三十种。我与同学常去那里吃小馄饨、油豆腐线粉汤，有时候没座位了，我们就端着碗站在灶台边，狂撒胡椒粉，不亦乐乎。

　　上世纪八十年代，知青回城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加上下岗工人面临再就业难题，而餐饮行当成本小、收益稳，于是电烤鸡，葱油饼、烤羊肉串都上街设摊了。最让人留恋的是“柴爿馄饨”，夜幕降临，年轻人将流动性很强的餐车推到街角，生火烧水，不一会儿就围起一圈顾客，馄饨滚烫，鲜香扑鼻，“胡椒粉多加点！”升级版的就是排档，酱爆螺蛳加冰啤酒，不知熨帖了多少游子的乡愁！

　　当然，昼伏夜出的“游击生意”势必影响周边居民休息，也给城市日常管理带来了不小压力。如何对其进行合理疏导与规范，便成了那个阶段需要妥善解决的民生问题。

　　后来我去欧洲旅游，发现那里的大城小镇里，咖啡馆、杂货店、快餐店、西餐厅……都在竭尽所能地利用有限空间打造特色。喷泉旁、凉棚下、拱廊外、树荫里、花丛中，处处都能寻得一方小天地，足以安顿一颗颗漂泊的心。

　　第一次在外摆位安坐下来，是在欧洲的某座城市，不是巴黎就是维也纳，也许是克鲁姆洛夫或伊斯坦布尔。一杯咖啡的工夫，足以让我更细腻地品味周遭的异域风情。有一次行走慕尼黑，一座百年大教堂前，数十个老人坐在外摆位上，每人膝盖上压着一块毛毯，双手拢着咖啡杯，听一个流浪歌手弹唱民谣。歌声甫落，教堂的钟声响起，当我回过神来，同行的伙伴已不知去向。

　　还有一次在新加坡海边沙滩的外摆位吃晚饭，我们点了辣椒蟹、沙嗲肉串、椰浆饭、烤魔鬼鱼，一样样吃过来，最后再加了一盘马拉盏通心菜。炉子前的师傅烈火烹油地炒好，然后一勺兜住菜，“嗖”地一下抛向空中。当菜从我们头上划过时，桌边的美女们都尖叫起来，而桌子边早就候着的帅哥服务员，操起瓷盘妥妥接住，连一滴汤汁都没洒出来——这才是我们要点一份马拉盏通心菜的初心啊！

　　去年在澳大利亚旅游，我特意去了悉尼鱼市场体验。室内一半是鱼档，一半是餐位，端着餐盘找位子的中国游客很多。门口的外摆位正对着大海，风轻云淡，空气清新，美中不足的是得提防“不速之客”偷袭。白羽红嘴的海鸥，每顶帐篷上都站着一只，个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又专爱欺侮美女。更难防的是垃圾鸟，当地人称之为ibis，体形比海鸥大一倍不止，土耳其弯刀似的喙又硬又长，是垃圾堆里的“淘宝利器”。这厮停在铁栏杆上，好像失恋中的男人，暗中用余光窥视，食客稍有懈怠，它们翅膀一抖就叼走你的食物，吞咽时又仿佛呱呱发笑。令我想不通的是，昆士兰州民众反而将它视为城市景观的亮点。甚至，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的吉祥物候选名单里，居然也有它！

　　果真，坐在外摆位上大啖龙虾、生蚝的美女们。既怕它不来，又怕它乱来。

　　回到上海后，我一直心心念念着淮海中路星巴克店门口屋檐下的那两张小圆桌。那地方进深不过一米左右，边界感却格外强烈，每次路过，我都看见它们被他人占着。唯有一次暴雨过后，我一个箭步冲过去，在湿漉漉的椅子上坐定。那一刻，我仿佛像鲁滨逊身陷孤岛，可眼前却是繁花似锦、百舸争流的都市景象！

　　这几年，作为都市风尚代表的消费外摆位，在上海越来越多。尤其是一到夏天，漫步在色彩缤纷的时尚街区，走累了就往外摆位上斜斜一靠，拍段小视频，左美女右帅哥，感觉不要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