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共考了三次大学，只为跳出农门。

　　1975年年底我高中毕业，1976年进了公社钻井队干活，1977年高考恢复后，我和哥哥一块儿去参加考试：哥哥考上了武汉测绘大学，我虽然过了中专线，却没能走成。1978年我改考文科，结果差了二十多分没考上；1979年我又和三弟一起赴考，没想到我居然考了全县文科第二名，考上了南京大学，三弟也顺利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恢复高考头三年，我们家居然一下子走出三个大学生，这在整个县城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我在钻井队干活时，队里一共12个人，分三班倒，每班4个人；我们给哪个队打井，就由哪个队管饭；除了算工分之外，每个月还能发几块钱补贴，比在农村拿鞭子赶牛种地强太多了。说句实在话，要不是父亲和钻井队队长老王是好朋友，我根本谋不到这份差事。

　　连着高考了两年，每回走出考场我都觉着发挥得不尽如人意，心里总留着遗憾，因此一直没彻底死心。第三次高考前，父亲骑车赶到北庄我打井的驻地，找到上完夜班正补觉的我，跟我说：“我已经跟范家营中学的王西老师说好了，你去插班复习，再考最后一次试试。”

　　王西是父亲的小学同学，在范家营中学任教语文，在当地颇有声望。我于是去找老王请假。谁都清楚，钻井队的活儿本来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人走了岗就空了，而且当时盯着钻井队这份差事的人很多。老王说：“你走了钻井队缺一个人。”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这次你走了，就别想着再回来。那天晚上钻井队开会，老王宣布我将离开钻井队。他眼睛看着全队的人，话却句句冲我撂了过来：“你哥考上大学，你也想跟着考上？我告诉你，你要是考上，我把鼓背到你家门口，连敲三天！”

　　退路既然断了，我也就只能一门心思扑在高考上，背上行囊卷好铺盖，直奔范家营中学找王西老师，插班复读去了。

　　1979年夏天，我一个人背着铺盖到十里外益店镇西头的西街中学，住通铺参加高考。那时没有大人陪考，吃饭就啃自己从家里背来的干馍。第三天考完回到家，已是下午四点多，母亲在锅里给我留了一碗面，我蹲在院落里吃着，刚从地里劳动回来的父亲问：“考得怎么样？”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很不自信地回了一句：“差不多。”我只记得考数学时，有两道证明题顺着推推不出来，只好反过来倒推找条件，最后也不知道结果对不对，没想到居然全做对了，数学考了87分，是范家营中学考得最高的。

　　那年我得偿所愿考上了大学，三弟考理科也过了重点线。我和三弟的志愿，是放暑假回家的大哥帮我们填的。

　　后来有一次我回家探亲，在镇上碰到了老王，他当时脸红到脖子根。我站住脚正准备跟他打招呼，老王咧嘴笑了一下，脚没停就径直走过去了。他走路的脚步还是像往常那样有劲，可我却听出了那脚步里的凌乱。

　　之后我又在街上碰到了以前一起在钻井队共事的俊奇，俊奇跟我说：“钻井队早就散了，老王后来去木器厂上班了。你走了之后，我们都开老王的玩笑，问他怎么不去你家门口敲鼓？你知道老王说啥？他说：‘这世上的事啊，还真说不准！’说完脸红得就像红绸子。”

　　其实我一直都很尊敬老王，要是当初没他帮忙，我根本进不了钻井队。但人就是这样，年轻时总想往前再跨一步，即使不成功，也不会留有遗憾。而事实上，许多成功，就掩藏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