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越剧《苏东坡》举行了天津首演。当全剧落幕，观众们一次次把苏东坡的扮演者、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请回台前，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七次谢幕结束，剧场里的热度仍未散去。

　　那一刻，舞台上站着的是从江南越音中走来的“苏东坡”，舞台下回应她的，则是一座北方城市对越剧的热烈接纳。

　　让人意外的是，观众席里大部分是年轻面孔。谈到戏曲，人们总容易把它和“老观众”“老传统”联系在一起，可这一天的天津大剧院，年轻人不是被动接受一场传统文化普及，而是主动走进剧场，带着期待而来，又把共鸣与热爱留在经久不息的掌声里。

　　七次谢幕，足以说明这场演出的精湛与火爆。但这份火爆并不是突如其来的“爆火”，而是深藏着以茅威涛为代表的越剧表演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来自他们不断与当代审美对话的守正创新。正是在这样的坚持与创新之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走近戏曲，理解古典艺术的美，也在古老的唱腔与人物中，看见与今天人生相通的情感和精神。

　　茅威涛是当代越剧最具标志性的表演艺术家之一，也是越剧“女小生”传统的重要代表。越剧有深厚的女小生传统，女性演员塑造男性人物，不靠外形上的简单模仿，而是通过唱腔、身段、眼神、气息，在“似与不似之间”完成性别气质和人物精神的转换。好的女小生，不只是“俊”，更要有书卷气、骨力和人物内心的层次。

　　茅威涛的舞台魅力，正是在这一传统中形成的。她塑造的男性角色不是轻飘飘的风流，而是带着文人气、孤意和精神上的清醒。也正因如此，她后来所有关于越剧的创新，其实都没有离开传统，而是从传统的深处继续往外走。

　　这些年，从《陆游与唐琬》《寒情》《藏书之家》《春琴传》，到《寇流兰与杜丽娘》，再到近年来引发年轻观众关注的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茅威涛和浙江小百花一直在拓宽越剧的边界——除了坚守越剧的传统念白与唱腔，在戏剧形式上还吸收了莎士比亚、布莱希特的间离手法、电影蒙太奇、音乐剧节奏等现代舞台元素，并尝试在线上传播，以新颖的题材和形式吸引了大量年轻人。

　　茅威涛的越剧创新的可贵之处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分寸。变的是题材、结构、舞台空间和表达方式；没有变的，是越剧以情动人、以人物内心见长的本真。所以，当茅威涛选择塑造苏东坡时，这个角色就不仅仅是一位历史文化名人，而成为她对越剧小生行当、对越剧当代表达能力的一次深度开掘。

　　茅威涛在采访中多次说到，在苏东坡身上看到了自己，在演绎苏东坡的过程中也与自己和解，是一个走向通达的过程。这句话让这部戏有了更深一层的意味。苏东坡身上的高光、跌宕、豁达和通透，也会反照演员自身走过的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东坡》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历史人物戏。它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是让传统人物和当代人生发生了连接。也正是在这里，茅威涛多年坚持的越剧守正创新，找到了一个清晰的落点。

　　曾多年担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的茅威涛，最自豪的事便是“浙百”如今已经形成了五代人才梯队。这次《苏东坡》来到天津，也让观众看到了这种传承的现实形态。青年演员张亚洲出演B组苏东坡，同样获得了观众的认可。茅威涛把这样重要的角色交棒到年轻人手中，这便是最珍贵的艺术传承——前辈演员用自己的经验托举后辈，一个年轻演员在大戏中被观众看见，剧种的生命也就在这样的时刻延续下去。

　　而这一切发生在天津，又多了一层动人的意味。

　　天津不是一个容易“被打动”的城市。这里有京剧、评剧、曲艺的深厚传统，观众看戏、听戏、听曲艺的经验极其丰富。天津观众懂热闹，也懂门道；喜欢包袱，也听得出功夫；可以为舞台上的好看叫好，也会在细节处判断一门艺术是否站得住。

　　所以，越剧来到天津，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江南风雅展示，而是在北方戏曲土壤中接受检验。天津观众熟悉京剧的气象、评剧的亲切、曲艺的机敏，却也能够听懂越剧的婉转、细腻和抒情。正因如此，七次谢幕才更有分量。它说明这座城市不是因为“新鲜”而鼓掌，而是在茅威涛的唱念身段里，听懂了越剧。

　　这也是茅威涛8年后再来天津演出时最真切的感受。她感受到天津观众巨大的热情，也感受到这座城市对越剧的理解。天津的剧场传统很深，但并不封闭。它既有自己的北方声腔，也愿意为远道而来的江南越音留出位置。茅威涛自豪地说：“天津人热爱越剧，票友们甚至成立了多个越剧社团。越剧在天津有扎实的观众基础。”越剧《苏东坡》在这里获得热烈回应，恰恰说明天津人的文化胃口是宽阔的，审美经验是开放的。

　　由于茅威涛的先生、知名戏剧导演郭小男是天津人，因此她对天津并不陌生，也很喜欢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她说每次来到天津，都要去吃起士林、狗不理，这次来演出她又买了麻花分给剧组成员品尝。这些轻松的日常细节，恰好与苏东坡形成了某种呼应：苏东坡之所以可亲，正在于他不只活在诗文和庙堂里，也活在朋友往来、一餐一饭和人间滋味之中。茅威涛在天津演苏东坡，感受到的也不只是剧场里的掌声，还有这座城市真实、热烈而亲切的生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