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绍兴，是随文友采风的。

　　午后大伙歇下，我一人踱出去逛仓桥古街。青石板路磨得油亮，檐角挨着檐角，抬头看天，只剩窄窄一条。正站在街口问路，博物馆的门卫从传达室探出头来，用一口地道的绍兴话冲我喊：“过大雨了——过石桥，右拐，六七分钟就到！”

　　“大雨了”是“大禹陵”的乡音。我一愣——想不到随口一问，竟问到了那里。

　　顺他指的方向走，过石桥右拐，果真有一条通往大禹陵的旧巷，幽深安静。巷口白墙上爬满青苔，墙角的井沿被井绳磨出深深的凹槽。我站在巷口往里望，忽然心头一颤——这条巷子，母亲念叨过的。她念叨过偏门外望江楼的汤包，念叨过大校场旁的老巷，念叨过府山脚下那口老井，还有她儿时和小伙伴戏水的大禹陵。此刻站在这巷口，我有种奇异的感觉——仿佛母亲在云端轻轻推了我一把。

　　原来，那条通往她记忆深处的路，从未消失，而且近在咫尺。

　　我抬脚想往里走，膝盖隐隐痛起来。年近八旬的人，平日里慢慢逛平路尚可，真要往巷子里的青石板深处走，膝盖先发起沉来。我扶着墙站了一会儿，终究退了回来，望着巷子深处，轻轻叹了口气。这声叹息，和三十年前母亲的那一声，何其相似。

　　记忆像潮水般涌上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携妻儿陪母亲回绍兴。母亲刚过古稀，大病初愈，身体还虚，可游了兰亭、东湖之后，听说次日要去大禹陵，眼里竟放出少有的光。车停稳，她站在山脚，眯眼往上望。我们搀着她走了不过几十级石阶，她便扶着腰喘起来，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我劝她歇歇，她摆摆手，又往上挪了几步，终于还是停了。

　　她慢慢转过身，望着那条逶迤在林海深处的山路，轻轻叹了口气。那声叹息极轻极短，可我看得分明——她的目光顺着石阶一级一级往上攀，攀过浓密的树荫，攀过蜿蜒的山道，一直攀到她再也走不到的尽头，然后那目光便软下来。她抬手捋了捋被风吹散的白发，很慢，慢得像用了全身的力。“看看就好了。”她终于开口，声音沙沙的，像秋风吹过枯叶，“看看就好了。”

　　那个转身，那声叹息，那句“看看就好了”，像一枚钉子，钉在我心里许多年。

　　母亲是绍兴的女儿。她在这里出生、长大，十几岁随母亲去上海谋生，此后几十年，故乡便成了她梦里回不去的远方。那次我们陪她圆回乡梦，她像个孩子似的，眼里闪着光，一路上这里摸摸、那里看看，嘴里不停地说“变了变了，又没全变”。那次之后，她便再没有回来过。可她心里还惦记着大禹陵。那个她没能登上去的地方，成了她余生里一个轻轻的、却始终没有放下的念想。

　　她走之后，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替她走完那段路。

　　八年前，表姐组了14人的亲友团去绍兴省亲，途中恰巧歇在大禹陵。我想起母亲当年的叹息，决意要替她圆这个梦。表弟表妹们劝我：“今天37°C的高温，957级台阶，你这把年纪吃得消吗？”熬不过我的执念，妹妹说陪我登。

　　起初百来级还算轻松。过了200级，我的腿脚开始发沉，衬衫被汗水浸透，黏糊糊地贴在背上，额上的汗珠止不住地往下淌，一滴滴落在青石板上。300级，400级，500级——每迈一步，膝盖都发出一声细微的抗议。我在一处转角停下，扶着栏杆大口喘气。一个游客递过水壶：“喝口水吧，您这是为了什么呀？”妹妹在一旁说：“替我母亲来的。老人家当年没爬上去，他来圆梦的。”几个游客听了，沉默片刻，有人竖起了大拇指。

　　歇了一阵，我撑着膝盖站起来，腿像两根木棍，僵直着不会打弯。妹妹说搀我，我摆摆手——被搀着上去，那还叫什么圆梦？已经记不得停停走走多少回了。山风吹过，衬衣干了湿，湿了干，背上泛起一层白花花的盐渍。妹妹走在前头，不时放慢脚步等我。我就这样亦步亦趋地跟着，像小时候跟在她后面送她上学，只是那时候脚步轻快，如今每一步都像是与地心引力的一场拔河。

　　700级，800级，900级。我咬着牙，终于，登上了山顶。

　　大禹的雕塑矗立在眼前，巍峨肃穆，俯瞰着整个绍兴城。站在殿前远眺，那些白墙黛瓦的民居、纵横交错的河道、远远近近的石桥，都在午后的阳光里静默着。风吹过来，吹得殿角的铜铃叮叮当当地响。我望着远方，心里默默地说：母亲，我替您到了。

　　如今，站在绍兴这条旧巷的巷口，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圆梦，是要趁早的。

　　当初我登大禹陵时，尚不满七旬，腿脚还算利索，咬牙还能上去。如今我已年近八旬，面对这样一条短短的老巷，竟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不要说再登一次大禹陵了。如果当年我没有替母亲走完那957级台阶，总想着“下次回绍兴再去也来得及”，今天，我也只能像她一样，叹一口气，说一句“看看就好了”。

　　幸好，我没有等。幸好，在我还能迈开步子的时候，我已经替她站在了大禹陵的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