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生意人》中，李百万觊觎两淮盐业，暗中布局，将两淮大大小小的盐田尽数收入囊中，与官府就盐业经营展开商业争夺，其凭证就是他通过各种手段搜罗的一摞摞的盐契。

　　说到盐契，天津汉沽地区是长芦盐场主要的盐田所在地，在各种重要的典籍文帙中，最早的盐契叫滩契，至今已有360多年。在发现的100余张滩契中，包括有官滩、帑滩、风车滩等不同类型的盐契。清顺治十三年（1656），汉沽出现了第一张滩契，拉开了开滩置盐、自由买卖滩地的序幕。透过滩契上斑驳的文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盐业发展蹒跚前行的历史足迹。

　　官滩：曾经的祖业

　　我国制盐史始于两汉时期，真正形成开滩规模的还在清初。新中国成立前，芦台盐场汉沽盐区有盐滩358副。这些盐滩的开置，均在芦台盐场登记造册、编号，并定期交纳“钱粮”，时称“官滩”。

　　从顺治年间开始到民国末年的300多年历史中，官滩的叫法一直被延续下来。官滩分自置官滩、祖遗官滩和祖遗在册官滩三种。如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初五日的滩契中写道：“立卖滩文约邵承教，因钱粮无措，将自己官滩一付（副），坐落张家河，计斗子三付（副），同中说合，情愿卖与崔名下为业。”这是迄今为止看到的最早的一张标明官滩的滩契。在滩契中，不仅写明了卖滩的原因，还详尽列出了卖滩者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资料、坐落位置和具体的成交时间。最后是同中人和卖滩人。从此，这份滩契成了后来买卖盐滩的模板。

　　到了康熙年间，邵瑞周的滩契依然如故：“立退卖契给人邵瑞周，有父遗官滩一付（副），因钱粮无措，今同侄邵壁、邵盛、情愿退卖与堂叔荣还、堂侄龙章名下过纳粮，永远勘晒为业。”

　　这里的“钱粮”就是滩灶户每年按期必须向官府所交纳的各项费用。因为无力筹措或经营不善，只好忍痛割爱卖与他人。从清代顺治开始，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宣统，官滩的称谓一直未变。这源于盐税是清朝政府经济命脉，支撑着大清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的向前发展。到了民国时期，也依然沿用官滩的叫法，可谓一脉相承。

　　民国三年（1914）正月十一日的《归并契》言明：“立归并契人蓝兴业堂，因正用，今将在册官滩一副，人工六名，坐落李家大河，滩名对楼，烦亲友说允，时价银元两千元整，情愿将应分之一半，归并与李义昌名下永远为业。”

　　三十年后，即民国三十三年（1944）四月十八日的一张《出租滩契约》中，“官滩”的字样依旧赫然在列：“立出租滩契人刘百林堂，将自置在册官滩一副，人工十六名，坐落芦台场南沟第十四号，滩名刮金板，情愿租与郭名德堂名下勘晒，以一年为限。”

　　新中国成立初期，盐滩依然可以进行买卖。1950年8月，汉沽崔致崇、崔致宏、崔致远将坐落于北沟40号的“祖遗官滩”西滩，情愿卖与李玉存、李克仲、高振起、高振宝永远为业，形成了有效的契约关系。

　　官滩的好处有很多：一是自置或祖遗官滩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没有纠纷时任凭自由处置；二是因为已在官府备案和注册，买卖双方仅凭一纸契约即可进行交易，价格自定，省却繁琐手续，以解燃眉之急；三是可以世袭继承，成为一种祖业，为后代所继承。这无疑是一种标签，也是一个镀金招牌，彰显了盐滩的归属与荣耀，是当时长芦盐区开滩置业中最好买卖的动产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官滩的提法戛然而止。随后实行公私合营，所有的盐滩划归国有，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序幕！

　　帑滩：开荒的催化剂

　　嘉庆年间，清王朝动用国库帑（tǎng音）银扶持人们买荒地开置盐滩，提高了盐民开滩置盐的积极性（相当于当今的贷款）。这种利用帑银开置的盐滩称之为帑滩。

　　当时，由于清王朝积极鼓励有经济能力的滩灶户开垦帑滩，使长芦盐区开滩制盐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当然，有开滩就有卖滩。嘉庆九年（1804），汉沽营城人邵声闻经营难以为继，立下了卖“帑滩契”。

　　在这张滩契中，多次出现与“帑”字相关的字样：“立卖帑滩契人邵声闻”、“嘉庆六年原领官帑三十五工”等，可见“帑”字是一个金字招牌，也是甲乙双方能否成交的前提和重要砝码。

　　到了道光年间，依然延续“帑滩”政策。滩灶户张魁庆在道光七年（1827）九月初七日的滩契中这样写道：“立绝卖滩契张魁庆，因乏手，将自制帑滩二副，人工十名，坐落张家大河，情愿卖契李调元名下，永远勘晒为业。”文中用了“立绝卖滩契”字样，由此可以想见滩主张魁庆当时陷入了怎样的窘境，让他不得不痛下决心“立绝卖滩契”。

　　道光十四年（1834）三月初八日，滩灶户李敬儒的滩契是这样的：“立卖滩契者李敬儒，今因帑项无措，将自置杨家大河西小在册帑滩一副，人工八名，四至开后。烦中合，情愿卖与同益陈名下永远为业……内接认第四五六限帑银四十两，合钱参佰贰拾吊。除此项作封帑之用……所有本身帑银，另有帑滩抵纳……”

　　这是道光年间最后一张用帑银开荒而卖出的滩契。至此，在以后的清中、后期及民国年间，再也没有 “帑银”和“帑滩”字样的滩契出现。

　　在封建社会里，盐税是王朝重要的财政收入，也是支用军饷的主要来源。帑滩的出现，是官府扶持、鼓励人们开置盐滩的有力杠杆。虽说帑银只在嘉庆和道光两个朝代推广和使用，却顺应了当时滩灶户筹措资金、发展生产的需求，刺激了长芦盐区人们开荒置业的积极性，是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缩影。

　　风车滩：带来生产力之变

　　道光年间，汉沽广袤的盐田开始使用水车作业。这种体积庞大、由下而上提水的木质龙骨水车，替代了传统的两人用绳子系上柳斗进行打水的传统方式，为以后使用风车提水奠定了基础。

　　光绪元年（1875），汉沽的盐滩上出现了第一架风车。它充分利用海边的风能，将海沟里的海水提上来，人称风车。原理是人们把渔船上的风帆移植到盐滩的风车上，四梁八柱上绷有篷布，形成八面篷，底下有铁轴碗，旋转起来风力巨大，提水速度极快，有效地提高了生产力。风车的使用，促使各个小盐滩进行归并。这种安装了风车的盐滩叫“风车滩”。由于盐滩面积过大或其他原因，随之出现了滩灶户因无力勘晒而进行交易的“滩契”。

　　风车滩的提法，最早可追溯至1900年的一份《归并滩契》里：“立归并滩地契人张沂澜、张淇澜、张泗澜、张渤澜，今有祖遗应分大柳沽滩并坨子地四分之一，于光绪二十年租与堂叔文荫名下，勘晒十年为满……所有大柳沽坨子地与滩铺地基、风车两架尽在价内。”

　　宣统三年，滩灶户李义昌的滩契中写道：“立卖滩契人李义昌，今因正用乏手，将父置在册官滩一副，人工六名，坐落李家大河，滩名对篓，烦中说允，情愿卖与王乐善堂名下永远为业……所有滩涂中沟壕池埝、卤坑、冰窖、大小水圈、风车一架俱全……”可见当时风车已在长芦盐区普遍使用。

　　进入民国时期，因绝大部分盐滩均设置了风车，海盐产量大幅度增加。但受军阀混战、税目繁多等因素影响，海盐滞销。滩灶户贫富悬殊差距逐渐拉大，导致卖滩立契现象不断出现。许多滩契中提到的所留财产项中都包括风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汉沽解放。

　　从光绪元年（1875）至1950年，风车作为滩灶户的重要生产资料，它不仅是引入海水的重要生产工具，也是滩灶户的固定资产。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盐工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盐滩产量。彼时，百里盐滩风帆林立，处处可见吱吱作响的风车，构成了汉沽盐滩一幅独特景观。1909年日本出版的《天津志》中记载：“一望无际的盐田，盐层垒垒，到处堆积如山。灌溉盐田风车，帆樯林立，遥看远连天际，隐显在明霞断霭之间，从而使人有大陆的规模宏大之感。”

　　民国时期，陆续出现卖滩契、出租滩契、续租滩契、揽租滩契、字据、立租滩字据、归并滩契、归滩契、出租归并书等字样的滩契。这些以承租、续租、转卖等形式出现的契约，一改过去只标明“滩契”二字的形式。汉沽解放后，开始全面恢复经济建设，买卖盐滩现象逐渐减少，立写滩契的随之消失。滩契名称的变化，也成为汉沽开滩制盐发展史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