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李白在《送友人》中的两句诗——“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使我想到离世不久，享年八十八岁的滕云先生。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点，是“云”字。无限浩渺的天空中，云是游走的、动态的、变幻的，与风起舞，与雨共存。将这种自然物体转喻为某种人文精神现象，就会发现，此“云”能带来一束思想闪电，也可提供一片审美雨霖。

　　1976年初，我从部队复员回津，因发表过几首粗糙诗作，被招入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简称“创评室”），有幸与先生在同一座小楼供职。此部门为如今天津文联、作协的前身，虽说是同事，但我们在业务上并无交集。我是真正的文学小白，第一次听到“滕云”，脑子里便闪过“腾云驾雾”的成语谐音，猜想应是笔名，其实不然。滕云先生是来自广西南宁的“游子”，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就读新闻专业，继之在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研究班深造三年，然后落户数千里外的津门异乡，与之结下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记得一次创评室开会，坐在前排的先生注意到我这张新面孔，回过头，用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聊了几句，得知我21岁，感慨道：“好年轻啊！”后来我在南开就学，有次读到先生发表于《新港》杂志的《〈铁木前传〉新评》，深受感染。日后我喜读孙犁大师的作品，启蒙者便是滕云先生。在学期间，我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关于《乔厂长上任记》的评论，先生当时在文联主编一本内刊，还曾托人约稿，就前辈作家冯育楠的一部新长篇写篇评论，身为青涩学子，我有种受宠若惊的窃喜。大学毕业，我在市委机关供职六年，后主动提出回到文联，重操我热爱的编辑本行。

　　这期间，我注意到，国内评论家正聚焦于一场文坛瞩目的热门话题，发端者便是滕云先生。1985年春，他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撰文《我所评论的就是我》，以通信方式与北京评论家雷达坦陈己见：“老兄，咱们这行当，可不大美妙啊！没听说吗，评论家有多少雅号？有时他是扛广告牌的小伙计。有时他又不是小伙计了，成了他所扛的棍子。还有呢，说他是洗脚水，给人洗了脚，脚光鲜了，那水人家就泼啦。也有说得文雅一点的，说他是傧相、伴郎。”河南的评论家鲁枢元著文响应：“我恍若看到了一种新的信号：新时期的文学评论已经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位置和意义。”这个话题，由此被提升到如何建构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高度。

　　我的关系落在文联，先生却离开《文学自由谈》创刊主编位置，调到天津社科院文学所任所长。再后来，先生跨界进入《天津日报》领导层，整日忙于无休止的编辑事务之中。其角色转换落差之大，对于我这个局外人，惊异之余也有隐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先生固然属于新闻体制，却始终没有中断文学思考与评论写作，且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这意味着，滕云先生的身份很难被某一固定位置所定义。

　　滕云先生的报人职业，赋予了他对于时代发展的前瞻性与海纳百川的兼容性，加之深厚的学理功底，使其文学视野深阔，境界高迈。先生长期深耕中国古代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已出版《红楼梦论说及其它》《汉魏六朝小说选译》《小说审美谈》《八十年代文学之思》《孙犁十四章》等学术专著。其中最突出、最厚重的成果，便是《孙犁十四章》，称其为国内研究孙犁的集大成之作，并非过誉。不是因全书历时十一年之久，拥有九十二万言的超大体量，而是此著以溯源的严密，结构的繁茂，视角的多元，论述的精准，融传记、释义、钩沉、考证、研究、评价、鉴赏于一炉，全方位地呈现了孙犁大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存在价值和文学地位。

　　同时，先生还是成就斐然的散文家。2000年，先生的散文集《自新大陆》问世。《散文》杂志老主编贾宝泉先生约我写篇评论，我认真拜读，大为惊艳，眼前仿佛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云涌浪翻，大江东流，迎着潮湿的江风，作者和友人靠在船舷，面对流贯千古时空的浩浩大江，发出关乎“自新大陆”的哲思追问与诗学兴叹。先生自谓，写散文“需从评论思致，转为散文意态。写评论有一种清醒，写散文有一种沉迷。写评论靠辨析，写散文凭感悟。写评论是自内而外引发，写散文是自外而内敛聚。写评论如讲演，写散文似独语。写评论为参与别人，他中有我；写散文为投入自己，我中有他。”由此互为滋养，彼此渗透，当是滕云先生笔墨世界的一道别样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