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的天津皇会已是“举国狂”的热闹景象了。不仅仅是清代诗人沈存圃的《迎神歌》里这样记录，诗人于豹文的《天后会四十韵》以及杨一昆的《皇会论》也分别从不同侧面记录了清代皇会的鼓乐喧天与市井百态。

　　诗意开篇《天后会四十韵》

　　清代，早期可查的为天津娘娘会留下颂歌的首推清乾隆时期的著名诗人于豹文，他的长诗《天后会四十韵》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其中有老娘娘乘鲲鹏巡游散福的畅想、有民间花会表演的场景的描述、有农妇进城赶会的局促，也有城中时髦女郎招摇于市的傲娇……很有屈大夫“离骚”的气韵。除此之外诗中还涉及了当时天津地区流行的民风习俗，如“祓禊”“湔裙”“乞新火”等。

　　写实笔触下的《迎神歌》

　　乾隆三十九年（1774）沈存圃的《迎神歌》与于豹文《天后会四十韵》的浪漫主义精神不同，其是以写实的笔触唱出心中的歌。开篇六句“鸣钲考鼓建旗纛……”描写了娘娘会鼓乐争鸣的热烈场景；接下来“老幼负贩竞驰逐，忙煞津门十万家”唱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在庙会活动中欢快繁忙的身影；歌中“白昼出巡夜进宫，献花齐跪欢儿童”一句，述说了天津民间敬神娱神的习俗；那句“焚楮那惜典钗环，愿赐平安保童竖”的赞叹，映照出家人为保孩子平安，不惜典当嫁妆首饰，换取老娘娘案（辇）前高香的母爱。

　　沈存圃的《迎神歌》中“初封天妃嗣称后，自明迄今恒降康”之句，似乎又为我们解说着一个近千年的公案。

　　因为按目前主流说法，“天妃”封号是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敕封后并落户天津的，那此处又何来“自明迄今”之说呢？笔者推测应是明永乐二年（1404）漕运总兵陈瑄坐镇天津设卫筑城后，官方与民间对天妃宫（娘娘宫）持续修葺、祭祀，故沈存圃称“自明迄今”。

　　其实在沈存圃的这首诗歌中，最令笔者称叹的是“未闻报赛举国狂，始信欢虞关性命”两句：谁听说过一个迎神赛会的活动，能让全城狂放起来。这是天津人的觉悟，是天津人对艺术充满理性和哲理的认知与歌颂。

　　雅俗共赏的《皇会论》

　　再有，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和认可的清代杨一昆的《皇会论》了。先说其人，梅成栋编纂的《津门诗钞》说他：“公天才警敏，学自成家，时文法尤西堂，诗法徐天池，书法王孟津。人多怪之，因自号无怪，所起凤楼书社，造就多人。子恒占，余庚申同年，公教之成进士。”其实杨公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只身一人来到河东盐坨地为贫苦盐工子弟授学启蒙，创办“起凤楼书社”，专招收盐工子弟和好学的贫穷百姓来书社读书，故时人赞曰：“一昆乃城东盐坨民风开蒙之祖。”大概正是其长期生活在平民百姓中，他的文风诗风与于豹文和沈存圃迥异，明显带有通俗、幽默、诙谐、流畅的白话文风格，成为雅俗共赏的典范。

　　《皇会论》开篇：“国泰民安，时移岁转，春光明媚艳阳天，只听得锣鼓声喧，又见那儿童欢喜，妇女争艳，却原来是皇会重兴第二年……”如此看来，乾隆年间的天津皇会并不是年年都要举办的。毕竟如此大型的活动，难免有劳民伤财之虞。特别是乾隆皇帝晚年，对那些熙熙攘攘、锣鼓喧嚣的热闹场景开始产生厌倦。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巡幸天津，在王公大臣陪同下，乘舟驶抵三岔河口进崇禧观进香。在崇禧观书房作诗有言：“商力岂非民力哉，因之不懌弗因喜。弗喜观听纷笙歌，热闹可厌填津河。观民本义讵在此，按辔自问斯为何？”在“策马由天津府城至柳墅行宫作”诗中写道：“肆廛富庶笙歌盛，返朴因之意默然。预备笙歌翻觉闹，书斋愧临播醇名。”到乾隆五十五年，岁值80之际的他更是感叹，“虽循士民祝，厌听管弦声。”皇帝不喜热闹，天津的官员们大概也就不敢年年“自得其乐”了。

　　回到《皇会论》，先看看杨一昆都看到了什么吧：“跨鼓声喧，中幡耀眼，行走间先问门幡。人人等把抬阁看。数杆黄旗在会前，上写着扫殿……通纲抬阁是新演，今年会胜似去年。节节高，乏人办；莲花落，不耐看；猴扒杆，亦有限；杠箱官，委实可厌。稍可的是侯家后什不闲儿。秧歌高跷数见不鲜，惟有那溜米场高跷人人称赞……宝塔仍是章家办，花瓶会到底让口岸店，打顶马的数周家露脸。茶挑子，亮光光净素玻璃片。耳旁边金鼓震连天，法鼓还算大园小园，一到茶棚敲的更熟练，翻来覆去离不了七二么三……一伙子清音大乐声悠远，两当子河南雅乐喧。后跟一行道士调笙管，西洋德照，前后光悬，少不了老鹤龄在和平音乐前，不知不觉已过了四驾辇。法鼓声犹近，鹤龄音不远。提灯伞扇来到跟前，手执请驾羊角灯，说：‘驾到了，靠后罢。’一个个俱都气静神安……”

　　如此看来，这一年的皇会还是很壮观的，其中有门幡会、跨鼓、中幡、抬阁、节节高、莲花落、猴爬杆、杠箱官、什不闲儿、秧歌、高跷，这些属于“耍把会”；还愿会有宝塔会、花瓶会、顶马会；陈设会有西洋德照（即灯亭）、提灯、伞扇和鹤龄高跷老会、法鼓会；音乐会有清音大乐、河南雅乐、和平细乐，以及天后宫道炬行香（音乐会）。当然少不了子孙、送子、癍疹、眼光四位娘娘的凤辇，以及老娘娘乘坐的宝辇和扫殿会。

　　有意思的是杨一昆在诗作中明确表达了对这些“隔年又见”的民间花会表演的不满，他说：“莲花落，不耐看；猴扒杆，亦有限；杠箱官，委实可厌。稍可的是侯家后什不闲儿。秧歌高跷数见不鲜……”那有没有新鲜玩意呢？他说：“通纲抬阁是新演，今年会胜似去年。不论女，不论男，颠倒争把青蛇看。貌似婵娟，名胜梨园，他面庞儿俏，意思儿甜，一架娇痴墨牡丹，掩映在红绿间。”也就是说此年的皇会中还是有点儿新玩意、新看点。这也说明无论在哪个年代，艺术的真谛在于独特、创新，年年是老一套，难免产生审美疲劳。

　　再看看杨一昆在诗文中是如何描绘和调侃当时的市井百态的：“急忙忙莫容缓，来复往不惮烦，数杆黄旗在会前，上写着扫殿。逞精明，露强干，无事呢，扬扬得意，有事呵，磕了个头山，好和歹出了些汗。有一等结彩铺毡，假充官宦，廊檐外派下跟班，会一到将闲人赶散，点心包拿在眼前。有几个老斗围着小旦，询饥渴，问寒暄，殷勤体贴不怕心烦。叫管家时把茶儿换，到晚来下了个名庆馆。两廊下穿红挂绿抱女拥男。脂粉腻，笑语喧，花儿朵儿插鬓边，自觉得好看，不知是憎厌。”难怪杨一昆要自号“无怪”了，正所谓“见怪不怪”唯觉得“憎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