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里鼓楼东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津广东会馆，又是戏曲博物馆。历史上，此处为官衙，即清康熙年间所建长芦盐运署，关联着天津城市发展主要推动力之一：盐业。

　　随着城市历程，天津在清代逐渐成为长芦盐产销中心。这得益于河海通津的区位优势。元代《三叉沽创立盐场碑记》讲那处金、元之际的盐场，“河路通使，商贩幢幢往来，是年办课五百余锭，比之他厂几倍之”。水路运输便利，课税几倍于其他盐厂，优势凸显。明代长芦盐运署设在沧州，万历时青州分司移来，原因是“天津以舟楫之便，商人乐于行官盐，而奸人亦聚以兴私鬻”，故而“天津之署宜亟建”。清康熙八年（1669），以天津为盐务总汇之地，长芦巡盐御史署由北京移驻天津。其后八年，长芦运署由沧州迁津，议定就搬家，衙署无着落，租赁民房。

　　清代长芦盐运使司衙门，辖分司、盐场等，管理产销课税，防范私盐。其主官，称“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管盐法道运使”。运使秩从三品，官秩高于知府。嘉庆年间盐法志列有一条，“各省盐运使，由知府升任，升各省按察使”。其官衙，人称“盐道衙门”，也称“运署”。

　　康熙二十七年（1688），盐运使任玑与商人捐银，购买城内鼓楼东民房建衙署。因地制宜，一改“衙门口朝南开”的惯例，运署坐落于东街路南，北向。门前照壁一座，一对大石狮“眼睛圆圆的，尾巴卷曲，多鬣”，东、西辕门各有旗杆台，大门、仪门，附三间抱厦的大堂五间，二堂五间，其后四屏堂三间。这些坐北朝南的主体建筑形成中轴；另有厢房，东西各有院落，总计有房212间。

　　靠近鼓楼一侧为花园。乾隆末年，运使阿林保又加经营，取名“意园”。道光初，运使叶绍本《意园杂咏次阿雨窗先生韵》诗序：“长芦廨舍之西偏为意园，广袤二亩许，有亭有池，是故浙闽制府阿雨窗先生任都转时所修葺”。叶绍本写道：“园屋数楹，余颜之为‘怀弁草堂’”，题了新匾。道光十六年（1836），开封知府李钧奉命督运河南漕粮。船队至津，运使管遹群在运署招待他，所见“署极宏阔，有池亭花木之观”。此外，匾额的话题，运使倪象恺有故事。其拿出养廉银，举办玉成文社，亲自授课。乾隆帝“奖以‘忠厚’二字”，倪象恺做成匾额。

　　长芦盐运使管理盐务的同时，为城市做了一些事，依靠行政资源，也靠运署的财力。乾隆初，天津道陈宏谋欲办书院，“费重难行”，只好借贡院开班讲习。十余年后，卢见曾任盐运使，得盐商查家捐地，兴建问津书院，“计费白金二千四百”；修儒学，“计财用之费为金一千一百”；修武庙，“计费白金九百五十”。卢见曾的三篇碑记，载明费用——走过程序，用的是运库银两。运署还担负问津书院的日常费用，“皆由闲款生息项内支给”。乾隆末年，运使嵇承志奏请在镇海门外建育婴堂，“于运库岁拨经费自五千两至七千两为止，奉旨允准”。康熙年间，运使靳襄倡建骨塔，敛残骼以瘗之，置田以为经费。

　　教育、慈善之外，运署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还见于天后宫皇会。这是大众文化方面的例子。清代皇会图记皇会名称的来源，“运署二分半银两，皇上家的岁银国课，乃为皇会称呼”，运署的经济支持，是这项大规模民俗活动的重要支撑。

　　坐衙鼓楼东的最后一位运使，是出身淮军团练、本为李鸿章幕僚的杨宗濂。其曾任天津武备学堂监督，1899年任长芦盐运使。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杨宗濂率芦勇登城固守，左胫中弹，裹伤坚持，巷战又伤右股。后奉命驻保定督理粮台，随李鸿章入京议和。事定，赏三品京堂衔。

　　津城陷落后，运署遭火焚。英国记者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记见闻，写到火中“倒塌的天花板的轰隆声，家具的噼啪声，有时响起的可怕的弹药爆炸声”。“起火之前，日本人已经从那拉走了价值几万鹰洋的纹银”；倒塌成废墟后，一支美国卫队“四天的功夫就又挖出了价值几百万元的纹银”，照片拍下堆积起的“银山”。

　　屈辱史事中一种巧合，同于房舍间数“212”，长芦盐运署建后212年，被毁为鼓楼东侧一片瓦砾。随后，四面城被侵略者拆去城墙。失去城垣的天津，在县衙旧址重建长芦盐运使司衙门，有了地名“运署西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