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奢靡铺张的传统婚俗，到近代婚礼的改良，再到地域婚俗的形成，天津婚嫁习俗的百年流变，是城市人文风貌与时代变迁的生动缩影。

　　老天津人结婚讲排场

　　婚姻乃人生大事，男女缔结婚姻的程序自周代以来逐渐演变，最晚在汉朝时形成完备的“六礼”定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男方向女方提亲，要请媒人送采择之礼，意思是让女方来选择，古时送礼首选是雁，所以纳采也叫“奠雁”“委禽”。当然了，天津自明初设卫，当时人纳采送什么礼，已不可考。“委禽”，不一定非是大雁，如果大雁不易得，人们通常用野鸭、家鹅等代替，总之要送禽类。

　　问名，要问双方名字犯不犯讳，比如女方的名和男方的某个女性长辈重名那肯定不行，要改；还有生辰八字，要请占卜师算过，也叫批八字。纳吉，生辰八字批过，宗庙家祠占卜，无不吉，可以合婚。男方要再托媒人把吉讯告诉女方，这一步就叫纳吉，标志着婚事基本议定，有的地方要交换“龙凤帖”，很像现在常说的“订婚”。纳征，也叫纳币，说白了就是男方下聘礼，遣媒人送往女家。清朝，男方选择良辰吉日，通知女方，女方好准备陪嫁。亲迎，就是新郎带领亲朋好友和喜娘到女方家迎娶新娘，亲迎与婚礼是连在一起举行的，是缔结婚姻的高潮和最具仪式性的一步。

　　“六礼”实际操作起来并不拘泥，可以因时因地合并、简化。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礼，婚礼必用昏，以其阳往而阴来也。今行礼于晓。”根据周礼，迎亲是在黄昏，但自唐代开始，将迎亲的时间改为拂晓早晨。到了明洪武年间，“六礼”合并为纳采、纳征、亲迎三礼，形成定制，清代又有变化。

　　乾隆时期，天津风俗可用八个字形容，“人杂五方，繁华奢丽”。借助鱼盐交通之利，商品经济兴起，重奢不尚俭，追求富丽，互相攀比，形成厚娶厚嫁的婚俗。以广大乡村为例，多行早婚，男女十五六岁，晚也不到二十就结婚，一幅幅“太平婚嫁不离乡，楚楚儿郎小小娘”的男婚女嫁背后，即便只施行“三礼”，每一步都需要钱财开路。这种追求奢丽的婚俗持久顽强，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弊端是非常明显的。上世纪30年代，在一份《津南一带的婚俗》的报道中说：“此地最尚聘礼，自几十元至数百元不等，贫富所出之数，适得其反。贫者愈多，富者愈寡，贫者为聘礼而毁家者很多。而媒人方面，当交聘礼时，从中几乎暗吞三分之一，这类媒人目的专为牟利，不顾男女两方之合宜与否，尽其成全之力，以肥满自己的腰包。”实际情况可不只是纳征这一步有问题。

　　婚俗改良，新旧礼仪交织

　　天津在北方开风气之先，有识之士不仅呼吁改良婚俗，而且身体力行。清朝末年天津便出现新式婚礼，1910年9月30日，南开私立第一中学堂的学生马仁声（字千里）与普育女学堂教习张祝春（张伯苓之妹），在普育女学堂举行新式婚礼。下午4点，男女宾客陪两位新人步入礼堂；媒人劝学所总董华芷苓致喜辞；新人行同拜礼，应该是拜天地，一跪三叩；行交拜礼，夫妻对拜，三揖；谒见双方尊长，一跪三叩；行见双方平辈，三揖；双方晚辈行礼，三揖；谢媒人礼，三揖；两家互相贺礼，一揖；来宾贺礼，一揖；谢来宾，一揖；仆人贺喜谢赏；最后用茶点，一共16项议程。看着很多，但和旧式婚礼比，简易文明得多了。宾客有数百人参加观礼，《大公报》给予了详细报道。

　　民国以后，新式婚礼渐多，但传统的礼俗并没有全废，即使男女双方家庭熟识，还是要媒人牵线，“纳采”还有市场。

　　1923年，严修先生为侄孙严仁曾操办婚事，这年也是严修的侄子严智惺（新郎严仁曾之父）去世十周年，严智惺，字约敏，生前在南开中学任算学教员，身体不好，30岁就去世了。严修写了一篇《祭侄约敏文》里面提到严仁曾的婚事，“今为仁曾择配于吾津李氏，为尚勖之从侄女，即汝五弟妇之姨甥。其祖父与吾同受业于筠庵先生之门，又世交也。男女两家，冰人各一，一为汝平生最信仰之林大叔，一为汝平生最亲爱之尹大哥。新历九月二十九日，业经纳彩，兹择于十二月十五日，即旧历十一月初八日迎娶如礼。”

　　“冰人各一”，男方媒人“林大叔”是林墨青，严修办学务的得力助手；女方媒人“尹大哥”是严修挚友尹溎的长子尹承纲，严智惺当年在南开学校的同事。

　　以前全凭媒妁之言，男女结婚之前根本见不着面。民国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相亲、订婚、迎娶成为新三礼。相亲是缔结婚姻的第一步，虽然那个时代没有相亲角，但是有戏园子、茶馆可以相亲。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妻子外祖父的胞弟，当年相亲，就在戏园子包厢，媒人出面定好，斜对面包厢姐儿俩，一个穿红色旗袍，一个穿绿色旗袍，结果选了穿绿旗袍的。

　　第二步订婚，天津卫有一则订婚的逸事就出在袁克文家，袁克文和方地山为儿女订婚。方地山是扬州人，有“联圣”之称，被直隶总督袁世凯器重，聘为家庭教师。方地山与袁克文的关系亦师亦友，成为知音，又结成儿女亲家，袁克文的长子袁家嘏娶了方地山的四女儿方初观。方地山为此写了一副对联：“两小无猜，一个古泉先下定；万方多难，三杯淡酒便成婚。” 方地山与袁克文都是古泉收藏家，双方交换了一枚古钱币就算订婚，家人围坐，三杯淡酒，完成结婚。虽是写实，却透着风趣旷达。

　　第三步迎娶，结婚要有仪式感。普通人家虽说是一顶花轿抬过门，拜完天地入洞房，再简朴也得招待招待亲友，闹闹洞房什么的。有条件的，新郎骑高头大马，一路吹吹打打，迎接新娘；新娘凤冠霞帔，乘坐花轿，接到新郎家。新娘不履地，要由新娘的兄弟抱入洞房，新郎用秤杆“掀起你的盖头来”，夫妻对拜，共饮交杯酒，童子压床，还有喜娘指挥一帮半大小子闹洞房等等。

　　中西合璧，新式婚礼登场

　　民国时期，天津时兴新式婚礼。通常是乐队开道，七八个或十来个外国人，穿着旧式礼服，操着洋鼓洋号，一边行进一边演奏，后面是婚车，用汽车替代了马车，婚车用鲜花和彩绸装饰一新，跟着乐队缓缓而行，线路大有讲究，专挑热闹繁华之地，但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经过医院、寺庙等地，巡游结束直奔饭店。饭店门口要扎彩，横额上书某宅喜事，或悬挂直幅贺幛，上书恭贺某先生、某小姐喜结连理一类的吉祥话。

　　更多的婚礼还是中西合璧，1928年1月3日，吴佩孚的儿子吴道时和张绍曾的女儿张义先结婚，婚礼在法租界的福禄林大饭店举行。婚礼新旧参用，新郎新娘各乘花轿，随同仪仗用旧式旗锣灯伞，应有尽有；进入婚礼大厅，采用新式，花环戒指，男女傧相，西式音乐，莫不齐备。新郎吴道时着少将军装，英姿飒爽；新娘张义先着粉红色绣花吉服，礼毕回宅，新娘易大红平金潮水礼服，光彩照人。

　　当西式婚礼受到追捧时，传统婚礼相应作出了变通。照相馆橱窗展示的照片不乏中西合璧，有的新郎马褂、新娘婚纱，有的新郎中山装、新娘旗袍。随着经济发展，各色中西礼服、婚纱、新娘捧花、迎亲仪仗、乐队演出形成一系列售卖、租赁等婚庆服务产业，例如天津紫房子结婚礼服成为知名品牌，分店开到了北平。

　　举办婚礼的场所，国民饭店、鹿鸣春、福禄林（后改为永安饭店）、利顺德、戈登堂、各省在津会馆等都是热门之选。还有教堂，外国侨民和信教的中国人在教堂举行婚礼，例如1934年，奥运冠军苏格兰人李爱锐和加拿大的弗洛伦斯就是在合众教堂结的婚。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婚俗改良，提倡集体婚礼，当时叫“集团结婚”，最早由上海兴起。在天津，市长张自忠、秘书长马彦翀都主持过“集团结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结婚的人数激增，流行报刊发启事的形式。前面提到的严仁曾，1948年1月30日，他的长子严文禄和屠启龄之女屠政的婚讯见诸报端。屠家的生意主要在北平，屠启龄是马凯汽水公司的经理，裕大纺织公司的股东。

　　天津人为嘛下午结婚

　　天津婚俗中还有专属的“妈妈例儿”，过去结婚要提前一天招待宾客。为什么提前一天，据说和天津是商埠有关，天津人又讲究外面儿，来宾多是生意伙伴，一定要好好招待，如果婚礼待客同一天举行怕招待不周。商人讲究示信于人，婚礼定了日子就不会更改，没有必要那么多人见证，只需少数亲戚友人陪新郎接亲就行，人数不限，但必须是单数，接上新娘凑成双。

　　那么什么时候娶亲接新人呢？自唐代开始，将迎亲的时间改为拂晓早晨。相沿至今，上午结婚。天津则是下午结婚。我曾在天津老报纸上统计了30多场结婚的消息报道，上、下午结婚的都有。

　　例如1926年6月5日，段祺瑞之女和留洋毕业的奚伦结婚；1930年11月4日，段祺瑞的孙子段昌世和龚心湛的女儿结婚，都是在英中街戈登堂，时间也相同下午2点；而昆旦马祥麟在日租界鹿鸣春结婚，时间是在上午。通过这些例子，看不出民国时期天津有下午结婚的习俗。我个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产业工人大量聚集，当家做主激发出的工作热情使广大青年不提倡结婚兴师动众，充分利用每星期休息半天或者下早班时间，下午去接亲，这样才形成天津城市下午结婚的习俗，流传至今。

　　天津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城市记忆》节目（FM91.1/AM1386）

　　周一至周五7:00和22:00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