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香港佳士得三十周年拍卖会上，董沧门刻恭亲王龙凤田黄对章以8500多万港币成交，让这位清代工艺名家“火出圈”。鲜有人知道，除了印章，董沧门制砚同样堪称一绝。

　　知名的“居业堂较书砚”长18.8厘米、宽12.5厘米、高4.1厘米，虽体量不大，却兼具材质之美与工艺之精。砚台正面端庄大气，细节处与董沧门所制田黄印章风格高度契合，尽显“能雕钮，能治印，还能制砚”的全能功底。更难得的是，砚台两侧铭文暗藏乾坤——“居业堂”“鹿山”字样，指向清代福建藏书家、官至浙江巡抚的李馥，印文“曾在李鹿山处”进一步佐证了其曾为李馥旧藏的身份。

　　这方砚台的“朋友圈”更是星光熠熠。清代藏砚名家黄任在《秋江集》中提及，董沧门曾客居其署中三年制砚，二人以“友”相称，足见董沧门技艺之高、受尊重之深。

　　如今，这方砚台配有红木嵌瘿木砚盒及红木砚箱，更有童衍方先生题砚拓，材质、雕工、作者、铭文、藏家、传承清晰可考。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清代文人与工匠交往的历史窗口，让人们得以窥见方寸砚台上承载的百年文化重量。

　　古人对于砚台的品鉴与今人略有不同。古人藏砚，首重材质，其次雕工。重材质，因于古人而言，砚首为实用，佳石难得，若石质相若，必大胜于小。如端溪老坑佳石，片石即足珍，而大材出产极少，开采不易，加之石重不易运，故佳石大材，真价如拱璧。重雕工，砚为文房重器，晨夕相守，其格调之高下，全赖雕工。故而佳材良工，真可遇不可求之文房重宝。

　　清代是砚台收藏的繁盛期，也是砚雕艺术的繁盛期。董沧门，为康熙年间雕刻高手，精于制砚，擅雕钮，其雕钮技艺与寿山石雕鼻祖杨玉璇、周彬齐名，而作品流传绝少。而董沧门作赤壁夜游随形端砚，可谓是难得一见的石材与雕工完美结合的砚中杰作。

　　赤壁夜游是中国艺术品中常见的题材，自东坡先生写成前后《赤壁赋》，近千年来，上至帝王卿相，下至工匠布衣，以赤壁夜游为母题创作的各类艺术作品层出不穷。此砚以上等老坑端石所制，体量硕大，整体随石材之天然形态，于正面略加雕饰，成赤壁夜游图，山石崚嶒，风起水涌，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境尽出，留大片水面为砚堂，借自然之形态为巉岩，意境天成而妙手偶得，真合造化于人工之佳构也。

　　整砚雕工，乍看之下，颇为繁复，而细察之，著刀处并不多，此正是此砚绝佳处，无论绘画还是雕刻，不难于繁而难于用简。非以境简，而以形简，能以至简之工成至繁之境界，非大智慧而不可得。如先贤论元人画有“一笔两笔，无一笔不繁”语，所谓“一车兵器，不若寸铁杀人”者，正是此理。

　　此砚砚背，略加磨平，不加纹饰，而上有赵国麟以娟秀之小字录东坡先生《后赤壁赋》全文四百余字，书法秀润流利，精力弥满，字虽小而无丝毫力懈之处。文末记此砚来历曰“拙庵书，涪云赠石，乾隆癸亥季春归岱日记。沧门制研，轮川镌字。”涪云为林佶之子林在峨的字，轮川为其号，据此可知此石为林在峨所赠，董沧门制砚，赵国麟书于乾隆八年（1743）铭后由林在峨镌刻而成。

　　砚背左下另有赵国麟篆书铭七律赤壁诗一首，诗曰：“五百年前续此游，水光依旧接天浮，徘徊今夜东山月，恍惚当年壬戍秋，有客得鱼临赤壁，无人载酒出黄州，吟成一浦千山寂，孤鹤横江掠小舟。”书法淳古，诗境悠远，亦是画龙点睛之笔。

　　赵国麟，曾为乾隆朝文渊阁大学士，林在峨“弱冠于纂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叙例知县”，关于二人交往，《府志》有载，“乾隆初元，（林在峨）再游京师，大学士国麟目为国士，将特荐之”，可知赵国麟对林在峨之推崇。而款识中记明“沧门制研，轮川镌字”，亦知国麟非以工匠视沧门也。